如果把天後武則天這個時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僅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寫經、度僧、施舍等，則還不夠充分。天後武則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種無意識的意念，或者是潛意識的身心活動，因為她對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覺和不自覺的。她的崇佛，不需專門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緣造就的。
這一點，天後武則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對待佛教問題上，她再不需要張揚，再不需要誦經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禱了。她覺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隨緣而動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從她當上皇後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頻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個年號，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間隻用一個年號完全不同。在武則天看來，改換年號是摒棄傳統，是在不斷創造新的標記，這也就是隨緣。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時用的年號，和武則天自己沒有多大關係。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從感業寺接回宮中，她即施展巧慧爭寵，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後、蕭淑妃被廢為庶人，自己榮登皇後寶座，次年廢皇太子李忠為梁王，立自己生的兒子李弘為太子，顯慶年號即由此而來。顯者，示也；慶者，可賀也。這也不正應了“身寵君尊，當世顯揚”的古語嗎？這就是隨緣。麟德年號的頒行，主要是由於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確立。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經12歲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就在這時，河東絳州（今山西絳州）有麟現於介山，長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腳印出現，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為“母以子貴，子以母顯”張揚。這也不是隨緣嗎？在武則天與高宗皇帝的頻繁改元中，始終閃現的是武則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夠在這頻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滿足，或者說有一種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來，這種滿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應該享受和領有的，因為這一切都是因緣造就。有因必有緣，自己無論采取什麼手段什麼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結果，頻繁的改元就是對這種結果的顯現和張揚。所以，這一切都是隨緣而動。
可以發現，天後武則天對佛家的因緣關係的認識，頗有獨特之處。這便是她用因緣關係來證明自己一切作為的合理性。其實，她根本無須來證明，她自己也深知這一點，因為這種證明與其說是給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說是調節和平衡自己內心的需要。天後武則天就是在這種需要不需要中繼續她的因緣。
這些年來，她雖然參與朝政，但都是通過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權力。並不能以皇後或天後的名義與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權，更不能在名義上控製外廷。原先擁戴她為皇後的那班人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經沒有多少實力了。在這種情況下，她又要廣布自己的因緣了。這就是必須重新物色一批新的親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舊例集中大量學者彙編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經典，給了她啟發，自己為什麼不能照此組織為自己服務的學者班子呢？於是從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後便隨緣而動，組織了聽命於自己的學者班子。參加這個班子的人都是寫文章的高手，大都擔任記載實錄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後以修撰為名，將他們召入宮禁之中，並特許他們由皇宮北門出入。當時皇宮分南北兩個部分，南邊為朝廷辦事的地方，北邊為後宮內苑，一般人是不允許出入北門的。武後特許這些人可以從北門出入，故這些人當時被稱為北門學士。武後讓這些人編撰了關於君臣大義的《臣軌》，製定了臣民行為規範的《百僚新誡》，恢複整理出了儒家禮儀說教的《樂書》，還編寫了科技方麵的《兆人本業》，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漢劉向的《列女傳》等，這些書在當時朝野影響非常大，有些書甚至被確定為科舉的必讀書。武後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讓這些北門學士進行學術研究，學術研究隻是表麵上的，實質上這些北門學士是武後的寫作班子，開始時他們替武後起草奏章，研討政策，批複文牘，後來就逐漸起到了中書門下宰相的作用。隨著武後的權力逐漸擴張，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幾個還正式榮升為宰相。他們在以後武則天執掌政權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