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看法：張學良此後在不同場合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與蔣先生無關”；（對汪精衛說）“蔣先生在信裏讓你跟我商量，蔣先生要給我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你既然這個事情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幹。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讓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幹）。讓我的部下打一下，讓我的部下拿生命來換你們的政治生命？我張學良從來沒有靠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換取我的政治生命。為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別來找我！”張學良還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據上所述，九一八事變時，東北的淪陷責任在於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實屬無疑，那麼張學良為什麼實行不抵抗主義呢？主要是張學良沒有認清日本的侵略意圖，以免事態擴大，達到大事化小之目的。他多次說：“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張學良將其失誤歸結為一點：判斷失誤，沒有看清形勢，沒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張學良根據以往的經驗，錯誤地判斷所有這些行為都是日軍的挑釁，目的是為了通過挑釁引發衝突，進而獲得新的特權和賠款。確實，當時在東北，此類挑釁事件不斷發生。尤其是1929年以後，國民政府宣布要收回日本在東北的特權，這種挑釁幾乎天天都有。
而且，中國沒有做好抗日的準備，在此之前，所有的中日衝突均被當作地方事件處理。東北勢必為日本的囊中之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九一八前，日本多次製造利用某些事件，想以此作為借口來發動戰爭，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作為中原大戰之後中國的海陸空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擁有“相機處理”東北軍轄區內的權力，他自然也明白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沒有做好抗戰的準備，自然是力避衝突。
還有，大軍進京造成東北空虛：1930年9月20日，張學良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入關武裝“調停”中原大戰。此次入關的東北軍實力充實，可謂陣容空前。每個旅由三個團組成，旅直轄騎兵、衛隊、通信、重迫擊炮四個連，每團3500人，每旅1萬多人。入關的東北軍不但軍容整齊，武器也最為先進，衛隊使用的是清一色的手提機關槍，普通戰鬥部隊士兵則一律為歐戰後德國造新式79步槍。前後10餘萬東北軍入關，令邊防力量大為減弱，至九一八事變爆發，關外東北軍仍大多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等地，而在東北首府的沈陽隻駐有17萬人，與朝鮮接壤的國境線上更隻有6000人，使得東北軍在應付突發事變時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張學良知道如果此時抵抗必敗，他在東三省的勢力以及在國內的地位將不保，因此寧願采取不抵抗的政策。
另一個原因自然是保存實力了：如果東北軍抵抗，“孤軍作戰、我小敵強”，無非是白白送死。張學良畢竟還是軍閥，當時國民黨內部紛爭不斷，國共兩黨的軍隊在江西等地大動幹戈，還談不上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此時的蔣介石實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行這一政策的結果是，更加深了國共矛盾，更加深了軍閥之間的分裂與對抗。無論是蔣介石、張學良，還是其他軍閥，都深諳軍事實力之奧妙，故在當時的中國的實際情況下，都要保存自己的實力。對敵作戰誰也不肯全力以赴，這就是張學良不聽蔣介石的命令而主動從錦州及東北其他軍事要地撤退的真正原因。
不管怎麼說，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除了丟掉東三省的地盤、錢財，被全國人民罵以外，其他的幾乎沒有多大的損失，最大的資本軍隊保住了，最後換了個地盤接著做他的東北軍總司令。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放棄東三省的大好河山，率軍退入關內。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得手後又兵分三路繼續推進，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軍僅用128人就占領承德，熱河很快淪陷。張學良作為駐北平之華北國民黨最高軍政長官，又是防守熱河的東北軍的最高統帥，再一次受到朝野指責，國人不諒，輿論界也大加撻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