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俞鑒的演藝生涯（通稱藝齡）在我國戲劇女武生中是持續最久的。從四五歲在舊戲班串演童生開始，直到六十二歲“收山”（六十九歲時，她還演過一出折子戲片段），俞鑒的藝齡長達半個多世紀。
與俞鑒相濡以沫五十載的老伴兒，同是從事京劇藝術的蘇玉飛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總結了一條經驗——一般戲劇女演員都是“紅在婚前，倒在婚後”，但俞鑒是個例外，她不但婚前“紅”了，婚後也沒有“倒”。
聽完二老的故事，筆者即興總結出“三對”，說俞阿姨這輩子做對了三件事——參軍參對了，入黨入對了，嫁人嫁對了。
老兩口聽後，深情相對，默默無語，眼中似有晶瑩物，但沒有流淌下來。曾經滄海，他們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歲月，而今已度過金婚之年，仍恩愛如初。
筆者又乘興追加一句——“嫁人就嫁這樣的人”，並說不妨作為本章的標題。蘇老立刻把這句話寫在家中電話機旁的記事本上，看樣子頗為首肯。
女人究竟該嫁什麼樣的男人，坊間流行的主要觀點：一是嫁自己愛的，一是嫁愛自己的。依筆者之見，與其嫁“自己愛的”或是“愛自己的”，倒不如嫁個“心疼自己”的。換句話說，對一個女性而言，隻有從“心”裏“疼”你的那個人，才是你應該嫁的——病榻前送飯、遞藥的人，遠比病愈後送玫瑰花的人來得實在，來得可靠。
蘇玉飛便是“心疼”俞鑒的那個人。
蘇玉飛是遵義人，1948年參軍，工武生，曾在湖南益陽“新舞台”學戲，師從蓋玉亭。常扮的角色有《四傑村》中的濮天雕等，後來還創作過劇本。俞鑒參軍時，他是團裏的通訊員。
剛參軍那會兒，俞鑒一不高興就坐在排練的桌子上，板著臉，撅著嘴，誰也不搭理。
一見她這樣，蘇玉飛立刻來到她身邊，關切地問：“俞鑒同誌，又不高興了？是不是又挨批評了？批評兩句怕什麼，這是幫助你認識問題、提高思想，把你那‘角兒’脾氣改過來。”
那段時間，“逃跑未遂事件”剛過去不久，俞鑒隔三差五挨“批”，這對她原本波動的情緒來說，猶如雪上加霜。領導總是批評她有“角兒”思想、名利思想，“你當上解放軍就要為兵服務、為人民服務，而你想的老是角兒、名利呀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
這種話她壓根兒不愛聽，聽了就生悶氣。奇怪的是，隻有蘇玉飛的話她聽得進去。她覺得這位同誌說話態度比較柔和，也比較中聽，他總是用老同誌的口吻關心她；不像分隊長，動輒拿“就是要克一克你這‘角兒’脾氣”這樣的話來壓她，太生硬了，她實在接受不了。
她開始注意他了。
在團裏的年輕同誌中，蘇玉飛是最愛學習的一個。下部隊演出，其他年輕人又說笑、又打鬧，他一個人鑽到一邊又看書、又記筆記；他寫詩、寫文章，在戰友中享有“詩人”之譽；他在聯歡會上跳一段秧歌舞，顯得還挺活潑；他愛打抱不平，遇事愛動腦筋；他很少盲從，凡事都有自己的見解……
一個人身上集中了這麼多優點。俞鑒想：我以後找對象就找這樣的年輕人。
她羨慕他有文化。小時候父親讓她上學，她想學戲；滿師後她想上學，母親又不允——她太仰慕有文化的人了。
他也在注意她。
在蘇玉飛眼中，俞鑒倔強、率真、開朗、樸實，對人對事從不藏著掖著，更不以金錢、地位、衣貌取人。她好勝的天性、直率的性情、心口如一的品格，這一切都讓他喜歡。就連她那凡事愛“較真兒”的小性子，急鼻句鼻句的“臭脾氣”，在他眼裏也算得上“可愛”。
一次，在擁擠的汽車上，俞鑒正巧站在蘇玉飛身邊，便主動和他打招呼。又一次，全團同誌一起去看蘇聯電影，她帶了一把雨傘，回來的路上下起了雨，她撐開傘，招呼蘇玉飛：“你別淋著，跟我打一把傘……”
從注意到好感，從欣賞到愛慕，這一切來得那樣自然，那樣順理成章。令人陶醉的愛情就這樣悄然而至，不知不覺來到兩個年輕人心間。
部隊到大成島演出，離家很近，母親帶著妹妹到駐地來看俞鑒。蘇玉飛知道她家境困難，默默掏出自己攢的五塊錢，說給她母親作回家的路費。
俞鑒不要，蘇玉飛說：“就當是借給你的，以後有錢再還我就是了。”
蘇玉飛也是苦孩子出身，他想，組織上提倡大家團結友愛，互相幫助，像俞鑒這樣一個演員，在舊社會裏受了十年練功之苦，參軍後家裏沒有了生活來源，我怎麼能不幫她呢？蘇玉飛不沾煙酒，除了愛吃點兒糖，平時沒什麼開銷，他是心甘情願地幫助她。沒想到他卻為這件事受了批評——部隊當時不許談戀愛，給女同誌“送錢”的舉動有“戀愛”之嫌。
後來，蘇玉飛看到陳沂同誌寫的一篇文章，文中說，部隊京劇團將一律轉業地方。蘇玉飛找到俞鑒商量，說他想改行，到文工團去搞舞蹈。俞鑒表示支持，她覺得蘇玉飛身板太瘦弱，在京劇上不會有太大的發展。到了文工團，說不定還能幹出點兒名堂來。
不久，蘇玉飛果然調到了軍區文工團，但他每個周末必回京劇團一趟。他心裏揣著個小秘密——惦著她呢。團裏的同誌見了他問：“你來幹什麼？”他說：“我想你們，回來看看你們。”隻有俞鑒心裏明白，他是來看她的。
文工團在西湖邊柳浪聞鶯的一座三層小樓裏，蘇玉飛每天早晨都在樓下練功。一天，他看見一個人從樓上下來，對他說：“我已看你練了三天功，你的架勢不像搞舞蹈的。”
蘇玉飛老實承認自己原來是搞京劇的。那人問他為什麼改行，他說看了陳沂的文章後，覺得京劇沒前途，都是些蟒袍玉帶的舊東西。那人批評他的想法不對，是民族虛無主義；又問他是不是青年團員，向他打聽京劇團在什麼地方。後來才知道這位同誌是總政實驗京劇團導演劉元彤，這次是特為調京劇團進京來杭的。
兩天後，劉元彤特地來找蘇玉飛，說：“你身架、功底都不錯，不幹京劇可惜了，將來還回京劇團吧。如果調你去北京，你願不願意去？”蘇玉飛說：“我服從組織分配。”
劉元彤記住了蘇玉飛，也在無意間成就了他和俞鑒的姻緣。
這就說到了俞鑒那次“偷偷去杭州”的事。當年在上海做完整容手術，醫生讓她一星期後再到醫院拆線。她想，我幹嗎不利用這段時間到杭州去看蘇玉飛呢？
說走就走。俞鑒來到火車站，上了一列去杭州的列車——她沒有通知蘇玉飛，那時電話僅限於地方領導和軍內首長，極少有私人電話，且是人工接轉的交換機，她沒有辦法通知他。
那個年代，滬、杭之間乘火車單程需要四小時。這天下午六點俞鑒到了杭州，這座城市裏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是那樣熟悉。想起當年在車站的宣傳畫上看孩子跳繩、為哪吒找“相”的情節，仿佛一切都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