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鑒在團裏號稱“俞大炮”。一是她口無遮攔，快人快語；二是她敢於給領導提意見，說話很衝。因為這一點，“反右”期間，若不是當時她已懷孕八個月，一頂“小右派”的帽子，她是戴定了。
隻要開會，俞鑒一準兒給領導提意見；換句話說，每次開會，第一個給領導提意見的總是俞鑒——別人不敢說的她敢說，發言總是頭一個。
日子長了，大家都了解了她的性格，每逢開會發言，總是點著她的名字說：“俞鑒，你先說！”或：“先叫俞鑒說，她愛放炮！”
“反右”一開始，俞鑒便開始“炮轟”領導。在一次“反右傾”會上，石天團長說：“歡迎大家給領導提意見，咱們團的同誌起碼得給我提上七八十條意見。”結果俞鑒一人就提了八十多條——一句話，或演出中出的一個小婁子，就算一條“意見”。
“石團長搞‘小宗派’，對自己從西南軍區帶來的人比別人好，抱小團兒。”這算一條。
“現在黨、團員之間不能說知心話，群眾和團部之間也不能說知心話，有的人入黨是拍馬屁。”這也算一條。
……
抓住一點小事就給領導“上綱上線”。
沒想到提完“意見”，石天團長不但不生氣，反而在會上表揚她：“你們看，俞鑒給我提了這麼多意見，這不挺好嘛，你們誰也沒她提的多。”
俞鑒是團裏的演員隊長兼共青團小組長。一次，團裏召開隊級幹部會，她又給石天團長提意見，說他有“好人主義”，團裏有些幹部說的話她聽著不對，團長卻不敢批評，總是輕描淡寫地就過去了……她還專門記下幾個石天團長奉行“好人主義”的例子，當麵質疑。
還有一次，領導找俞鑒談話，說團裏有人反映她對工作不負責任。她一聽就炸了。事情的起因是，那時每星期團裏都安排一位值星官，每天早晨8點全團集合時，要求全體人員參加點名。可演員隊有幾個年輕的男同誌特別貪睡，每天早上都賴著不起床。俞鑒一著急，拿起雞毛撣子跑到男演員宿舍，大聲喊道：“起來、起來！再不起來我掀被子了！”睡懶覺的男同誌嚇得直叫：“別掀、別掀，我們都穿著三角褲哪！”俞鑒說：“不管！”掀開被子就抽（寧夏京劇團演員譚三元就曾挨過她的“抽”）。盡管如此，他們也總趕不上8點的全團集合。
俞鑒認為她這樣做本是對工作負責任的表現，可有些女隊員彙報情況不實事求是，致使領導批評她“不負責任”。
“明明是我一個挨一個叫他們起床，他們不起來，怎麼能說是我對工作不負責任呢？您來評評這個理兒！說不出道理，我就是不服！”她氣呼呼地為自己辯解，臉漲得通紅。
至於平時，這種時時“頂牛”的情況就更多了。不論是誰給她“提意見”，隻要她聽著不順耳，立刻抓住“文件精神”，一一反駁。理由是：“文件上說了，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
她這副雄辯至極、“逮誰頂誰”的樣子，旁邊有一個人實在看不下去，便開始一條一條地“反駁”她。
這個人就是團部文書張桂春。他慢條斯理地說：“俞鑒，你聽我說幾句。大夥兒提意見你不虛心接受，那我提幾個意見你聽著！”
“參加革命隊伍那會兒，你說你是帶藝進門，他們這些小年輕才是部隊培養起來的。那你出國到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演出，組織上讓你見識了那麼多的國家，這還不算，又到上海給你拉眼睛。眼睛大了有神氣了，上台好看了，又在革命隊伍裏學文化了，以前你大字不識，現在能寫信了。你過去演的都是雜技，現在你往人物上走了……你和王曉棠每禮拜六到總政陪外賓跳舞、聯歡，穿的皮鞋、鹿皮夾克和法蘭絨褲子都是陶團長帶你去王府井買的。你看我們團除了你，誰享受過這樣的待遇？你說這是不是實事求是？”
一席話，說得俞鑒啞口無言，心服口服，一句也“反駁”不了。她這才“老實”了，也不再亂“放炮”了。
到寧夏後，入了黨，俞鑒逐漸覺察到自己說話太衝，開始有意識地控製自己的情緒。再往後，大會、小會參加得多了，她漸漸學會了“拋磚引玉”這種文雅的說話方式，在公開場合說話時，她也盡量注意分寸，避免過於“直通通”。
然而，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在兒女親家這件事上，俞鑒又著實顯露了一回“大炮”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