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據《清實錄（同治朝）序》宣稱，清王朝在同治年間，“用能方夏載德，景運日新，揚無教之寐，成中興之瑞”。中興，包括在“武功”和“文治”方麵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武功”係指在鹹豐年間，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浙軍務。同治年間複用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等，在十數年間先後徹底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撚軍起義、雲南回民起義、貴州苗民起義等。“文治”，指同治年間，朝野理學士人活躍一時，清廷重用了一批重拾傳統程朱理學的士人，如倭仁、羅澤南等，他們正朝綱、端治本、倡正學、辟異端、籠絡人才、恢複和強化封建文化事業，為“同治中興”竭盡努力，以期達到“樂育人才，振興學術”的目的。“武功”是直接目的，“文治”則是基礎、前提。
辛酉政變後，清王朝為了樹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遺餘力地提拔所謂“理學名臣”。理學家倭仁在1862年一年內3次升職，從擢工部尚書、授協辦大學士，再升至文淵閣大學士，並當上了年幼的同治帝的師傅，掌管翰林院，一躍而成為清王朝的內閣揆首和最高理論權威。倭仁當上帝師後，還輯錄古代帝王事跡及古今名臣奏議，編成《啟心金鑒》，用這部滲透著程朱理學“君明臣良”思想的讀本，來教導同治皇帝。其他理學家，李棠階入軍機，李鴻藻為帝師兼尚書，吳廷棟官刑部。理學官員在朝中已經榮登顯要，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理學家們試圖通過澄清吏治、興辦洋務、開辦團練、興辦學堂、控製基層等方式，對社會施加全方麵的影響。同治，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穩定，其中也不乏理學家們不懈努力的結果，不過，這一時期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後，國內不安定因素暫時被抑製下去，反清運動出現了短暫的低朝；第二，西方列強貪婪的胃口暫時得到了滿足，他們還沒有得寸進尺的要求；第三，慈禧與奕的後王政治格局還處在較為密切的合作期。可以說，所謂的“同治中興”隻是被一些士大夫津津樂道，被清統治者大加頌揚的一相情願的事情。這一時期隱含的複雜矛盾並沒有解決。
首先，洋務運動難堪大任。
洋務運動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一批掌有實權、頭腦清醒的清朝官員認識到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力，“師夷之長計以製夷”，倡導並主持了以引進西方科技、機器生產的富強、自救運動。它對傳統中國開啟發展近代工業之門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洋務運動沒有、也不可能把學習西方的運動推向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方麵的變革。
應該說，由奕主持的洋務運動在開啟民智、打開中國近代化的大門方麵做出了積極的嚐試，但其中包涵了太多不穩定因素，甚至是消極與反動的因素。總理衙門在協調與西方列強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國喪失了大量的主權；走向國門、培養洋務人才，至少開拓了眼界，積蓄了力量；興辦洋務，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機器大工業，成績有目共睹，但距近代化的路子確也相距甚遠。尤其是當洋務運動變成清廷爭權奪利的工具時，洋務運動的命運注定被抹上濃重的悲劇色彩。
同治時期的宮廷鬥爭主要表現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之間的鬥爭，具體表現在前者對後者的排擠和打擊。洋務運動是在清政府的倡導下展開的，最初的支持者是恭親王奕，並得到了慈禧太後的默許。他們之間的矛盾對洋務運動的推進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隨著慈禧的高度集權的建立，抵製洋務派的隊伍越來越大，洋務運動很難向縱深發展。同治年間出現的所謂“中興”隻能是曇花一現。
其次，西方列強的步步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