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時期，列強在侵略中國的政策上達成“合作意向”，互相支持以適應中國環境，以便盡快、平穩地獲取在華利益的最大化。他們還與清政府采取主動合作的態度。清政府為應對與西方列強的關係，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英、法、俄、美等國相繼在北京設立公使館，逐步向清政府施加壓力。1865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總稅務司署，名義上隸屬總理衙門，而海關的行政、用人等大權完全掌握在英籍總稅務司赫德手裏，列強宣稱應當保持中國海關機關的“國際性”，以阻止中國人任何形式的“排外情緒”。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國海關行政部門共有93名外國人，其中英國人58名，美國人8人，法國人12人，德國人11人，其他各國人4人。他們利用洋務派急於發展“近代工業”的心理，步步滲透，在鞏固和擴大經濟利益的同時，攫取政治利益。為下一步展開全麵的對華侵略準備條件、積蓄力量。因此，可以說，同治時期是外國侵略者在華政治、經濟勢力激劇擴張的時期，雖然不像軍事侵略那樣驟風暴雨，但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逐步加深，清政府一步步淪為外國列強侵華的工具，同治朝的外交是建立在屈辱和不平等的基礎上，這一點是不能回避的。
第三，後王政治格局的瓦解。
所謂“後王政治格局”是指“祺祥政變”後，清中央形成的以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和以恭親王奕輔政的聯合執政模式。在此格局中，兩宮皇太後（主要是慈禧握有實權，具有野心）代表皇帝掌握皇權，恭親王奕則以議政王的頭銜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這兩個最重要的行政機構處於領袖地位，掌有實權。在皇後和親王派係之中又有像文祥等這樣的官員從中維係與通融。
“後王政治格局”是在鹹豐帝死後，新主年幼，各派政治勢力皇權鬥爭的結果，然而，這種聯合執政在專製主義盛行的晚清注定是不可能長久的。隨著慈禧統治地位的日益穩固，善於玩弄權術的她想獨攬大臣，排斥和打擊奕的勢力。1865年（同治四年），慈禧利用編修蔡壽祺的一份並無確鑿證據的彈劾奏折，以“目無君上”和“暗使離間”等罪名，下詔革去奕的一切職務，不許其幹預公事。眾多大臣莫名其妙，紛紛上書呼籲收回成命，慈禧見時機不成熟，不得不恢複奕在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職務，卻借機取消了他的議政王稱號。經此打擊，奕變得小心翼翼，不敢放手做事。慈禧的膽子則越來越大，利用複古勢力打擊以奕為首的洋務派勢力。
所謂的“複古勢力”主要是指那些麵對來勢洶洶的西方侵華浪潮，企圖重回閉關鎖國時代，或者一味排斥新事務，竭力倡導以程朱理學思想治國的人。像倭仁就鼓吹傳統程朱理學中的陳詞濫調，說什麼“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反對學習外語，反對學習西方天文算學等。慈禧為了牽製和打擊奕支持的洋務派以及在洋務運動中掌握兵權的漢族新興官僚，有意利用倭仁、徐桐和李鴻藻等複古派。
實際上，慈禧也知道洋務派的富國強兵、疏通對外關係的努力是救時療弊之需，隻是由於擔心他們的實力過於膨脹，不利於自己駕馭，才重用“清流勢力”與之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自己則便於從中製衡、操縱和控製。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迫於內外壓力，慈禧太後同意撤去垂簾、停止聽政，由同治帝親政。但貪戀權位的慈禧太後再次玩弄政權手段，迫使同治陷於政治危機，這一花招就是重修圓明園。慈禧在同意撤簾時，要求重修圓明園以便於自己生活。同治也想讓太後遠離自己以避免幹政，就下詔重修圓明園。無奈此時國力窘迫，除戰爭賠款外，辦洋務，建工廠，開礦山，買軍艦，製槍炮，都需要錢。於是同治帝就號召京城官員自願捐資，無奈隻搞到30萬兩，與修園要求相去甚遠。在奕等大臣的強烈反對下，同治帝遂下令停修圓明園，修建中南海和西苑等“三海”。重修圓明園，不僅打擊了同治的士氣，也借此機會打擊了奕的勢力，慈禧給自己的複出和複出後的大權獨攬創造了條件。可謂“一石三鳥”。
在國內矛盾沒有消除、國外侵略勢力急劇膨脹的緊要關頭，一個少不更事、整日遊蕩的少年天子，一個不擇手段、玩弄權術的皇太後，大清帝國的命運何其不幸！同治年間難得的“社會安定”沒有、也不可能爭取到喘息或複興的機會。隨著西方列強在中國站穩了腳跟，更多的侵略者希望在中國攫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時候，隨著國內生存環境的繼續惡化，廣大人民群眾再次揭竿而起的時候，清廷必然走向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