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機構的建立，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重大意義。各級政權組織比較謹嚴，分工比較明確，和過去相比更有利於皇帝集權。
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唐初，經隋末戰亂，人口減少。武德初年僅有2OO餘萬戶，不及隋朝最多時戶數的1/4.由於缺乏勞動力，大量土地荒蕪，在這種地廣人稀的情況下，唐政府要保證賦稅收入，穩定政權，就必須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複和發展生產。為此，唐朝繼承了北魏、隋朝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並稍加損益，頒布全國。
武德七年（624）四月，唐高祖李淵頒布均田令，規定：（1）對百姓授田的規定。丁男（21歲至6O歲為丁男）和18歲以上的中男（滿16歲為中男）各授田一頃，其中口分田8O畝，永業田2O畝。老男（6O歲以上為老男）、篤疾、廢疾者授口分田4O畝，寡妻妾授口分田3O畝，這些人若作戶口，則每人授永業田2O畝，口分田3O畝。尼姑、女冠各授田2O畝、工商業者減丁男之半，一般婦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2）對貴族官僚授田的規定。有封爵的貴族按品級的不同授給不同數量的永業田，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數量由1OO頃遞降至5頃。在職官員從一品到八、九品，受田數由3O頃遞降到2頃。有戰功的勳官也分別受田3O頃至6O畝不等。此外，各級官吏還有職分田，其地租作為官俸的補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辦公費用。（3）對土地買賣的規定。官僚貴族的永業田和賜田，可以自由出賣。百姓在無力喪葬時準許出賣永業田，若百姓從人多地少的狹鄉遷往人少地多的寬鄉，亦準許出賣。
在地主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要實現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的。均田令在當時並沒有認真地執行。但均田令的頒布，對於唐初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唐初在均田製的基礎上，還實行了租庸調製。它初定於武德二年（619）二月，修訂於武德七年（624）四月。租庸調製規定：凡是受田的農民，每丁每年向國家納粟2石，叫做租。又隨鄉土所產，每年交納絹2丈、綿3兩，或交納布2.5丈、麻3斤，叫做調。還規定每丁每年要服役2O天，如不親自服役，可每天折絹3尺或布3.75尺，叫做庸。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加役15天，免調；加役3O天，租調全免。每年的額外加役最多不得超過3O天。唐代的租庸調和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條件放寬了，從而使農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實行府兵製。府兵製創於西魏宇文泰時期，曆北周、隋而至於唐。李淵太原起兵時有兵3萬，進軍關中後，眾達2O餘萬，為了使這支軍隊歸心於唐和解決軍糧問題，李淵把軍隊逐步納入府兵組織係統，基本具備了府兵製的雛形。武德元年（618），李淵在長安稱帝不久，即置軍府，任用功臣和招降軍將為衛大將軍、將軍，完全因襲隋製。當時十二衛所屬有驃騎、車騎兩將軍，是事實上的領兵者，武德二年（619）置十二軍，每軍有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武德六年（623），廢十二軍，武德八年，因突厥入侵，又重設十二軍。十二軍是唐初關中比較固定的基本禁衛部隊。此外，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開府領兵。
府兵製建立在均田製之上，是一種兵農合一的製度。兵士平時在家生產，農閑時由兵府加以訓練。府兵的經常性任務，是輪流到京師宿衛或到邊境戍守，稱作“番上”；若遇到戰爭發生，則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間，可免除本身租調，但“番上”、“出征”時的兵器、衣服、糧食均需自備。這種“寓兵於農”的兵製，從均田農民中征兵，保證了兵源，資糧甲杖自備，減少了國家的經費開支。同時，練兵權與將兵權分離，防止了將帥擁兵跋扈，對於加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起了一定的作用。
實行科舉製。科舉製始創於隋朝，到唐朝時更為完備。李淵初即位，就設立京師和地方學校，收攬人士。但同時也恢複了隋朝廢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門士人充任。這是對士族的讓步，不過大中正隻是名譽職務，用人權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徑就是科舉。士人仕進不再專憑門第高低，而是主要依據學才德識，從而使唐代的用人比以前有所改進。
唐初，主持科舉考試的是吏部考功員外郎。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主要有兩種，一是國子監所屬各學校的學生，稱為“生徒”；二是各地私學中由州縣保薦的學生，稱為“鄉貢”。
唐代的科舉分常舉和製舉兩種，常舉即每年舉行的定期考試，考試科目一般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經、進士兩科為熱門。明經科主要考帖經，重在儒家經典的背誦記憶；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時務策，需要獨立思考，進士科較難考，但一旦考中進士科，就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因此，人們稱中進士為“登龍門”。所謂製舉，就是皇帝根據需要親自主持的考試，科目多臨時設置，考試時間也不固定，錄取人數較少，在科舉製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科舉製的最後確立和進一步完備，有著重要意義。和九品中正製相比，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應試資格，為他們入仕開了綠燈，打破了士族門閥壟斷仕途的局麵，從而擴大了統治基礎。
製訂《武德律》。隋朝末年，統治者濫用刑法，民無所措手足。李淵攻下長安後，就學著漢高祖劉邦的樣子，約法為十二條，李淵稱帝後，宣布廢除隋朝的《大業律令》，並令裴寂、劉文靜等依隋《開皇律》重新修訂法律。在“務在寬簡，取便於時”的原則指導下，製訂了新律53條。到武德七年，正式頒布新律，即《武德律》。從內容上看，《武德律》較隋律用刑有所減輕，但對勞動人民的反抗製裁更嚴酷了。
被迫退位古稀壽終
李淵作為一個封建帝王，當然過著封建特權式的宮廷生活。特別是武德後期，多內寵，妃嬪成群。李淵寵妃怠政，必然導致一係列的不良後果。武德二年（619），李淵聽信裴寂的讒言，錯殺大將劉文靜。劉文靜最早參與晉陽起兵之謀，在唐王朝建立過程中，南征北戰，屢立戰功。李淵稱帝後，大封功臣，劉文靜對自己位在裴寂之下，甚感不平，遂與裴寂產生矛盾。有一天，劉文靜酒後口出怨言，裴寂等乘機陷害，說劉文靜欲反朝廷，李淵竟聽其言，殺劉文靜。李淵賞罰不明，勢必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鬥爭。
唐統一全國後，李淵產生了驕傲自滿思想。他越來越不關心政事，特別是對武德後期的皇位之爭問題沒有處理好。他想使太子、秦王、齊王各謀其位，相安無事，結果相反，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為了爭奪皇位明爭暗鬥，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武德九年（626）夏，突厥犯邊，李建成向李淵推薦齊王李元吉為出征元帥，想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驍將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後除掉秦王。不料這一密謀被李世民得知。在這緊要關頭，李世民先發製人，密告太子、齊王淫亂後宮，李淵決定次日詰問。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門設下伏兵，當太子、齊王途經玄武門時，李世民及部下將其殺死，並讓心腹尉遲敬德帶甲入宮報告李淵。此時李淵正和他的臣子蕭王禹、裴寂坐在一隻小龍船上，蕩漾在南海池中，他見尉遲敬德全身武裝立在岸邊，十分驚駭。尉遲敬德說，太子和齊王造反，秦王已把他們處死，特派我前來保駕。李淵聽後驚得目瞪口呆。旁邊的蕭王禹等趕忙勸李淵把國事都托付給秦王，尉遲敬德也敦促李淵下詔，令諸軍悉受秦王節製，以便製止東宮和齊王府軍隊的騷亂。李淵無奈，被迫寫下“手敕”，命令所有軍隊悉聽秦王處置，並於六月一日下詔立世民為皇太子。此時，全國局勢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所控製，李淵無奈，表示願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從此李淵徙居太安宮，過著太上皇的生活。
李淵當了太上皇後，自知大權已被李世民掌握，自己心恢意懶，也就不再幹預政事，李世民對李淵表麵上也隆禮相敬，對李淵的享樂需要盡量滿足，並準備在長安城東北修建大明宮，作為李淵的養老享樂之所。李淵也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就知趣而退，自樂於過太上皇生活。李淵的這種做法，有利於減少宮廷矛盾，同時也為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貞觀九年（635）五月，李淵病死，時年71歲。諡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廟號“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