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後門”，是人們對不正之風的形象化稱呼，是一個貶義詞。
王光美在劉少奇生前，貴為國家主席夫人，從來沒有走過一次“後門”。
在黨和國家為劉少奇舉行的追悼會上，在劉少奇的骨灰盒前，作為被迫害致死的劉少奇的遺孀，自己也飽受冤屈坐監多年的王光美，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這樣的事不能再發生了”，沒有其他任何要求。
但是，80年代的第二個年頭，王光美卻罕見地為自己的兒子劉源走了一次“後門”，可她並沒有因此而招來非議，卻贏得了人們的又一分尊敬。
這是怎麼回事？
劉源是劉少奇與王光美所生的四個子女中唯一的男孩，1982年從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畢業。
畢業之後哪裏去？劉源開始了認真的思考。
當教師？這是順理成章的，師院就是培養教師的嘛！
讀碩士學位？考研究生繼續深造，對他來說不成問題，他不僅成績優秀，善於思考，而且導師也樂於招他做自己的弟子。
出國留學？百分之百的把握，國外幾所大學都主動給他發來了邀請。
給領導同誌當秘書？作為劉少奇的兒子，這哪是什麼有問題的事。
這些，劉源都考慮過，但又都否定了。他想起了父親當年的教導：不管任何時候都要依靠群眾，永遠和人民群眾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任何情況下都要求實求真，要勇於走自己的路，學會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生活。
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生活過的白坊村農民的貧困生活和動人心魄的送別情景。“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送到山西省山陰縣土坊大隊白坊村，在貧下中農的監督下接受“改造”。一開始，他心中充滿了仇恨。但慢慢地，他心裏凍結的冰開始融化了。樸素貧困的農民們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雖然不敢過多地接觸他，卻並不歧視他，甚至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裏，都充滿著明顯的憐愛和同情。他開始譴責自己的狹隘，也開始一點點學會為農民而奮鬥，頑強地勞動、學習、生活和鬥爭。他自覺為農民們做的“並不多”，但當他離開白坊村時，幾乎全村的人都出來為他送行。淚水漣漣中，他在心中默默地許下諾言：“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一定回來，和農民一起改造貧困落後的農村。”
深思熟慮之後，劉源終於下定決心：兌現諾言，重返農村，到中國的最基層去，向農民還情還願。
主意一定，劉源如釋重負，但一想到媽媽，他的心又驟然縮緊了。在單人監獄中苦度了12個春秋的媽媽，從1978年底出獄到1982年，僅僅4個年頭，多麼需要親人的陪伴和撫慰，若自己再一次離家遠行，豈不是太殘酷了嗎？
多少次，劉源話到嘴邊，卻欲言又止，他實在不忍心對媽媽說啊！
王光美看出兒子有心事，主動地問起來。劉源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說出了自己去農村的決心，後來，劉源在給中學老師的一封信中，敘述了他當時的動機和想法：
“在大學的4年裏，我經曆了所謂‘個人命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最黑的稱砣’變為‘中國頭號高幹子弟’(都是別人的話)，而我的精神上也經曆了一段極劇烈的痛苦時期。我衝出逆境之時，才發現在我和周圍人們之間隔了一道無形的牆，我曾努力去推倒這牆，可是自己的力量那麼微小、單薄，過去許多可貴的經驗失去了作用。同時，在許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雖努力去做，證明我同大家沒什麼兩樣，是個極普通的人，但枉然。好不容易人們把我從腳下拉到他們中間，今天，又總是認為我高高在上，這純粹是社會造成的，怪不得大家，似乎也不怪我。社會現實就這樣存在著，我改變不了，也無處訴說。記得我父親在‘文革’中說過一句極深刻的話：‘被人民誤解是最痛苦的’。
經過一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強求任何人理解我，隻能以自己的行動來贏得人民的信任，以幾年、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來拆除那道牆。‘文革’時，群眾‘誤解’過我，我是以自己的行動來取得人們的理解和信任，得到了極其可貴的朋友和支持者；今天，群眾更深的‘誤解’，我也一定能用自己的真誠和血汗來消除！”
王光美從兒子的言語中，明白了兒子的心，她雖然從心底裏有些不願讓兒子離開自己，但她還是以超人的理智和意誌，極力支持劉源實現他的誌向。
由於北京師範學院是北京市屬院校，隻是在北京市分配，所以，劉源想離開北京到農村去，並非說走就走的事。為此，王光美第一次出麵找到北京市領導，為兒子能出北京到農村去而說情。
在媽媽的理解和支持下，劉源最終選擇了去河南農村，這是一片他父親劉少奇曾經戰鬥過、最後又在這裏辭世的廣闊土地。
這就是王光美走的一次“後門”，她的心中是無愧的。人們的心中是稱讚的，並覺得這種“後門”走得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