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到了抗戰的第五個年頭——1942年。日本侵略軍加緊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發動“圍剿”，實行“三光”政策，嚴密封鎖通往根據地的交通要道，加之又遭受自然災害，根據地軍民的生活處於極端困難之中。
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戰勝災荒，渡過難關，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號召部隊開荒種地，發展生產，實行生產自救。
卓琳積極響應號召，參加到生產自救運動中去。她和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負責女同誌的報名工作。待人員集中後，她們就率領著上山，跟男同誌們一起開荒種地。
她那雙常年握筆的手，拿起了鋤頭。
辛勤的耕耘，換來了豐碩的果實。
地裏，綠茵茵的葉子下麵，長出一個個紅紅的大蘿卜。拔起來一個稱了稱，足有六斤多重。
卓琳高興地抱起這個大蘿卜，來到鄧小平麵前。
鄧小平看了，高興地說：“這叫蘿卜大王啦！”
那時，部隊的穿衣也是個大問題。入冬了，部隊好不容易才籌措到一些土布和棉花。為盡早讓大家穿上冬裝，劉伯承、鄧小平號召官兵自己動手紡線、製衣。
不久，在鄧小平的辦公室裏，支起了一台土造的手工紡線車。鄧小平和卓琳，互相幫助，共同研究紡線的方法，很快就學會了紡線。有時候，鄧小平紡線，卓琳就在他身旁用紡出的線直接織毛衣。夜深了，鄧小平的辦公室裏，仍然不停地傳出“吱，吱，吱”的紡車聲響。
從此，卓琳練就了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線編織技術。解放後，全家老老少少全身上下的毛衣、毛褲，都是由她的巧手編織而成的。
卓琳與鄧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過了五年的艱苦歲月。五年裏，夫妻二人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相親相愛，並先後生下三個兒女。那時候，條件艱苦，無法將孩子帶在身邊，卓琳隻能忍痛將他們寄養在老鄉家裏。
直到抗戰結束，1945年12月，劉鄧司令部遷至武安縣以後，卓琳才將三個孩子都接回了身邊，全家五口人在武安暫居下來。這是有了三個孩子以來，全家第一次團聚。
此後，卓琳每日忙於照看三個吵吵鬧鬧的孩子，使家慢慢地安頓下來。鄧小平則每日忙於軍政大事。
後來，他們又到過邯鄲、洛陽、上海、重慶。
在重慶，家裏又增加了三口人：小女兒、小兒子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卓琳仍舊擔當起教育子女，照顧家庭的重任。隨著職務的變動，鄧小平更忙了。
1952年，鄧小平奉調到中央工作，卓琳及五個兒女和夏伯根隨他到了北京。
進京後，卓琳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任鄧小平的生活秘書。這段時期，由於體弱多病，她主要在家中主持家務，照料鄧小平的生活。
勤儉持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卓琳雖然從小生長在富裕的家庭裏，然而參加革命以後長期艱苦生活的磨煉，使她深深體會到了勤儉持家的重要性，並成為她生活的基本準則。遷居京城後，生活條件改善了，可是她並沒有忘記勤儉節約。晚上就寢之前，她總要到各個房間轉轉，看看電燈有沒有關掉；用完水，總要看看水龍頭有沒有關好。她這種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家裏幾十年一貫的節電、節水、節約氣油以及愛護公物的模範。她常對家裏人說：
“這些東西都是黨和國家的，都是人民的財產，咱們國家這麼窮，可不能浪費了。”
1955年2月，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實行工資製，廢除供給製。
實行工資製以後，卓琳和鄧小平的工資分別定為170元和404元人民幣。拿到工資，卓琳開始計劃地安排家裏的生活。她先用30元交黨費、房費，剩下的幾乎全部花在全家人的吃飯上。在這點上，她的想法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致。
她們認為，孩子們都在長身體，衣服隻要穿得幹淨整齊就行了。家裏孩子們的衣服幾乎都是大人改小人的，即大孩子的改成小孩子穿，打著補釘，十分簡樸。全家人的夥食，需要認真計劃，而且，鄧小平工作繁忙，每日加班加點，身體也需要補養。因而，卓琳想方設法，安排好食譜，買些有營養的食物，讓一家人吃好。
另外，鄧小平喜歡喝點酒。每天午飯時卓琳便給他斛上一杯，解他的饞。生活困難的時候，為了省錢，卓琳曾用“五糧液”兌一半北京的“二鍋頭”，給鄧小平混著喝。鄧小平也不在乎，同樣喝得舒服、帶勁。
後來卓琳自己都有點看不下去了。她不再兌酒，並且主動地對家裏的廚師說：“給他喝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