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兒鄧林是最晚回到父母身邊的。她畢業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畫畫得不錯，因為受到鄧小平的牽連，學校天天逼她交待問題，精神上受到長期的折磨。直到1971年冬天，她才得以來到江西。
兒女們因為父母的“問題”受到牽連，作父母的實在感到於心不安。卓琳和鄧小平這時最惦念的，還是遠在北京，已經癱瘓在床的大兒子鄧樸方。
鄧樸方原為北京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迫害致殘，外傷性截癱，下肢廢用性萎縮，完全直不起身來，隻能躺在床上。
在那熱衷於“革命”的年代，正常人尚不能正常地生活，更何況一個下半身完全癱瘓的殘疾人？當卓琳、鄧小平聽到鄧樸方棲身在北京清河救濟院，靠編篾簍維持生計，日子苦不堪言的情況時，他們心如刀絞，萬般難受。
鄧小平鋪開紙，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將殘疾的孩子接回來，自己照顧。
信由汪東興轉交毛澤東。
鄧小平的請求獲準。鄧樸方得以成行。
1971年元月，鄧樸方來到江西。一到新建縣望城崗步兵學校，坐在手搖車裏的鄧樸方加快速度向“將軍樓”搖去。
父母聞訊，趕忙迎了上來。
見到日思夜想的兒子，卓琳、鄧小平既激動又悲傷。原來活蹦亂跳的小夥子，現在癱坐在輪椅上。對於作父母的來說，這殘酷的現實對他們的打擊太大了。然而，他們要麵對現實，用慈祥的父愛和溫暖的母愛去撫平兒子心靈和肉體上的創傷。
晚上，卓琳、鄧小平來到兒子的病榻前。鄧樸方下肢癱瘓站不起來，連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他用手指著對父母說：“從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沒有知覺，我成了半截啦！”
卓琳和鄧小平內心分外難受。他們幫助鄧樸方脫下衣服，用毛巾一遍遍地擦撫他的肌膚，仔細地詢問病情。此後，他們承擔起護理兒子的重任，將全部的愛傾注在兒子身上。
夏天的南昌，氣候炎熱難熬。每天，卓琳和鄧小平都要為鄧樸方擦澡、翻身換衣服。卓琳先把水熱好，然後組織全家人一起將鄧樸方抬到洗澡間。鄧小平的任務最重，是主要勞動力，既要幫助抬，又要給兒子擦胸擦背，常常累得滿頭大汗。
為了充實兒子的精神生活，卓琳把從北京家中帶到江西的藏書送到鄧樸方的床頭，有《資治通鑒》、《二十四史》、馬列經典著作、中外文學名著等等。
生活上，卓琳處處關心照顧兒子，實行“優待政策”，把自己家種的最好吃的菜，自己家的雞下的蛋都留給他吃。
然而，兒子的病並沒有好轉，經常發高燒，肌體的各種劇痛不時地折磨著他。
看著痛苦難忍的兒子，卓琳的心顫抖著。她要為兒子解除病痛，並決定不惜一切地為兒子治病。於是，她和鄧小平一起，就兒子的病情，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
1972年，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指示：鄧樸方的病，還是請301醫院來治。
不久，鄧樸方在妹妹的陪伴下乘火車告別父母，回到北京住院。但是，由於江青一夥人的幹擾，鄧樸方到301醫院後並沒有及時得到應有的治療。
1973年3月，卓琳、鄧小平回到北京。剛安頓好，卓琳便趕到醫院看望兒子。見兒子病體依舊，她有如萬箭鑽心。她聽說上海骨科界有一些治療截癱病人的辦法，便托人私下尋找合適的大夫。
到了1974年的夏天，一些醫學界的專家陸續“解放”，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這時候，卓琳在一位姓章的中醫世家子弟的秘密幫助下，收到了上海的來信。上海方麵希望了解鄧樸方的病情。
不久，兩名高級骨科專家由上海來北京，和301醫院的同仁共同為鄧樸方會診。
然而，太晚了。鄧樸方的病由於原來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壞死的脊椎已經完全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這意味著他永遠站不起來了，按當時國內醫學界的條件，他隻能長久地躺臥在床上。
命運又一次向鄧樸方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1979年的一天早晨，護士李大姐發現他的背後又鼓起了一個大包。
經醫院檢查，是脊椎再度骨折、斷骨形成假關節，鄧樸方的生命處於危險狀態。
當時的中國骨科界對此毫無辦法，病人隻能臥床等死。
卓琳禁不住哭了。
然而，作母親的她並不死心。她仍在尋找為兒子治病的機會。
1980年，經過美國骨科學會主席馬克斯博士的積極聯係，國際骨科界著名的脊柱專家、加拿大的阿姆斯特朗教授表示願意為鄧樸方治療。這個消息，由當時在美國學習的中國骨科專家吳之康帶回北京，向卓琳轉達。
鄧樸方尚有生活的希望，卓琳聽了異常高興。
於是，鄧樸方去加拿大治病一事，很快決定了。
為了幫助鄧樸方赴加治病，卓琳特意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動員全家人湊錢。
9月底，全家人用湊好的錢，為鄧樸方和護士李大姐買好了去加拿大渥太華的飛機票。
卓琳含淚送兒子到機場。她明白，這一去，兒子將接受生與死的考驗。
闖過死亡之路的鄧樸方，靠阿姆斯特朗教授為他植入的鋼盤鐵骨，重新坐起來了。幾年後，坐在輪椅上的鄧樸方，領導籌建了中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康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