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兒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都有一顆牽掛兒女的心，卓琳、鄧小平夫婦也不例外。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發，鄧小平就被推向災難的深淵。三年以後，林彪的“一號命令”，使夫婦二人離開中南海，下放江西勞動。離開北京時，不允許一個子女隨行。卓琳作為五個孩子的母親無限悲傷。她思念著成年與未成年以及被迫害致殘的兒女，禁不住淚水漣漣。
作為父親，鄧小平的心中也有萬般痛楚。同卓琳一樣，他從心底裏愛著聰明、活潑、富有朝氣的兒女們。尤其在別離的時候，這種感情更強烈。因而，到達南昌，住進“將軍樓”的第二天，他就主動向監管人員黃文華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說：“我來時，汪東興同誌同我談過，同自己的親屬可以通信？”說到這兒，停了一下，又補充道：“還有第四、第五個孩子，我來南昌時未見麵。第四個孩子(在陝西插隊的鄧榕)，原約定12月到北京會麵？其他的都見了麵，現在可以不來。”
鄧小平想把原定12月同女兒鄧榕會麵的地點，由北京改為南昌。
黃文華十分理解這種牽掛孩子的慈父心情。
他表示會盡快向江西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反映這一要求。
幾天過去了，已經到了鄧榕按原計劃該到北京的時候了，答複卻一直沒有接到。
卓琳著急了，便同鄧小平一起來到黃文華的房裏。一進門，沒等坐穩，她便滔滔不絕地傾訴自己的思念之情，並極力為兒女們的問題進行解釋。
卓琳首先談起大女兒鄧林。鄧林大學畢業了，卻遲遲不給安排工作，還在挨造反派的整，沒完沒了地交待。應該讓她到母親身邊來，用母親安慰一下她那顆受傷的心。
卓琳建議說：“最好鄧林12月底能來南昌。”停了一下又說：“她主要是受我們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中‘站錯了隊’，別的問題沒有。她很老實，對毛澤東思想一直是信仰的？去年因鬧派性，把她關起來了，一直關到今年3月才放出來？”
鄧小平插話說：“鄧林這個學校隻有100多人，文化大革命她是個目標。過去北京大學1萬多學生，連職工家屬近4萬人。這個學校一開始就有軍代表。可能軍代表不得力，也是幾進幾出。
後來還是毛主席派了8341部隊的代表去，很快就轉過來了。”
卓琳心情沉重地接過鄧小平的話說：“聽鄧林說，每次去新的軍代表，都要找她談一次話，叫她寫一次交待，真是交待得沒有個完。”
母親最了解女兒。卓琳又補充說：“這個女孩比較重感情。”
接下去，談到鄧榕。
卓琳向黃文華解釋說：“鄧榕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很大刺激。她年紀輕，是個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在學校讀書時，政治上很積極，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我們被打倒了，她受的刺激就大了。”
訴說完畢，卓琳壓抑的心情才略為輕鬆了一些。
回到家裏，她心情不安地等待著。
12月26日，黃文華得到答複，正式通知鄧小平、卓琳：“子女可以來這裏，但江西省革委會不出證明聯係。”
實在是捉弄人的感情。
卓琳聽了，頓時淚如雨下。想到兒女們受父母的影響和牽連在運動中受到刺激和打擊，鄧小平和卓琳難以壓抑悲憤的心情。尤其是卓琳，作為母親心中更是酸楚難忍。
曆史並非總是無情的。
不久，中央辦公廳明確答複：鄧小平的子女可以到江西探望。
這一喜訊，驅散了一些鄧小平家中的抑鬱空氣，鄧小平和卓琳臉上開始出現笑容。他們盼望著家人團聚的日子早點到來，盼望著子女們早點來到身邊。
1970年春節前夕，遠在陝西富縣羊泉公社郭家大隊插隊勞動的小女兒鄧榕最先到達父母身邊。
剛一看見卓琳、鄧小平，她就激動地喊著“媽媽！
爸爸！”跑著撲到父親的懷裏。
久別重逢，母親卓琳更是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從此，孤零、冷清的“將軍樓”裏，不時傳來鄧榕清脆響亮的動人歌聲。每當卓琳和鄧小平從廠裏勞動回來，未進家門，便先聽到歌聲，夫妻二人的勞累，頓時煙消雲散。
然而，這歌聲並沒有能停留多久。兩個月不到，鄧榕便告別父母，回到陝西插隊的地方去了。
繼鄧榕之後，1970年冬天，在山西省忻縣奇村公社李村插隊的小兒子鄧質方，回到了父母身邊。“文化大革命”初期，隻有14歲的他，尤如一隻孤雁在外漂零，被無情的風暴卷入運動中去，過早地品嚐了家庭支離破碎，人各東西之苦。
望著離別兩年的兒子個兒長高了，臉曬黑了，身體結實了，卓琳、鄧小平心裏充滿了喜悅之情。
鄧質方從小喜愛無線電，聰明上進，學習非常自覺、刻苦。父母很欣賞他愛學習的勁頭。於是，鼓勵他上大學深造。在黃文華等人的努力下，經批準，鄧質方進了江西工學院。他果然不負父母的期望，學習成績優異，成為班上的佼佼者。
幾年後經考試，取得了出國留學的資格，並在國外學有所成。
最使卓琳、鄧小平高興的，是二女兒鄧楠領來了她的未婚夫張宏。見到身體魁梧、儀表不凡的未來女婿，他們滿心歡喜。這年月，竟有人敢愛“中國第二號走資派”的女兒，二位老人心裏感到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