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給自己創造機會，這樣的機會還很多。關鍵是，跳出固定的模式，化被動為主動。“主動”是一個無比神奇的詞，你隻要真正地領會了其中真諦，就會覺得機會無限！
3.出國讀書，學校排名
這是兩耳光很簡單並且相關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都會很清楚，很多出國讀書的人隻是去買文憑。那一張“海歸”的文憑，能有多大用？出國的人太多了。在國內都混不好的人，出國多半混不好。回來之後，缺了幾年國內經驗，就更混不好了。但是，如果你出國讀的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那又不一樣了。因為，去的人都是精英，回來還是精英，一定能有好的發展。
我的意思很明確了，出不出國，你是不是名牌大學，都不算什麼，你永遠要從上往下數一數，你排第幾名。
我上南京大學的時候，我的係60個人，現在這個係160個人。我上大學的時候，全校老師、學生、勤雜工加起來不到1萬人，現在一個年級就快1萬人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那61—160的人，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就不能算是南京大學的。或者換種說法，現在的大學已經從“精英教育”，變成了“普及教育”。請麵對這個現實，不要認為，“大學生”這個頭銜還有多少光環。
你永遠都應該從上往下數。不管在多少年前，不管在多少年後，中國的前1000名（打個比方，當然不是指成績）永遠都會有好工作。大學生擴招，從原來的幾十萬到現在的幾百萬，但是前1000名永遠不用擔心，因為開口是在下麵，不是在上麵。出國讀書不錯，考上一個好大學不錯，但現在出國讀書、考好大學的標準都降低了，你也不能再用降低了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了。數一數自己和全國第一（不是指成績）有多大差距？然後，以這個差距為標準吧！
向這個目標努力，不要認為就業形勢差了（就業形勢從來不曾差過），而是大學的標準降低了，或者認為用人單位的要求提高了。如果說中國每年有1000個崗位（實際上這個數量每年在增加），那麼這個標準從來沒有提高過，隻是認為自己達標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你可以選擇，做奮進的勇者，還是做還在自滿的大學生？
去北極點找北
2013年7月24日，清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候機大廳。
機場，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在上海，國內的航班絕大部分都是在虹橋機場起降，但是往西安、武漢等地的飛機，也有不少在浦東機場。中國經濟的發展，從機場繁忙程度的不斷增強，可見一斑。虹橋機場最繁忙的時候，是每天早上7—8點鍾，大家就像趕地鐵一樣，來到機場趕飛機。就在幾個月前，我還常常連續幾天每天坐早上8點的航班，從一個城市，接力到下一個城市。為了能多睡幾分鍾，我可以熟練地用“登機三十六計”以最短的時間從機場入口抵達登機口。別人問我在哪裏辦公，我常開玩笑地說：“機場。”
但是今天，我看上去有點無所事事，和周圍匆忙的、邊走邊用藍牙耳機講電話的身影相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我不是來出差的，我正在我的間隔年中。我今天不是去北京開會，不是去廣州見客戶，也不是去成都代表微軟出席活動。今天我要去的地方不在中國，甚至都不知道屬於哪個國家。
我要去北極點。
雖然在所有的人中我看上去最無所事事，但我心裏卻最為激動。沒錯，我確實是要去地理標記為北緯90度的那個地方—北極點。
不少朋友對我說，創業一開始，就是一個不斷“找北”的過程。找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堅定地前進，不斷地磨合。雖然剛離開微軟3個月，但我已經有深刻的感受了。在這3個月中，我一邊享受間隔年，一邊不斷理清未來的方向，不斷“找北”。
2013年，是互聯網開始正麵衝擊傳統行業最為激烈的一年，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作為業內人士，我打算用我在微軟和互聯網的經驗，幫助傳統企業用新的思維模式、商業模式、管理模式來武裝自己。我常說，我是幸運的，在IT行業最為輝煌的時候，踏入了這個行業，跟隨成長。而當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穿戴式設備新一輪大潮來臨的時候，我知道，如果沒有真正踏進去，等我老了之後，我一定會後悔的。通過幫助別人的方式踏入，也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於是，我注冊了自己的谘詢公司。你永遠都不會知道給公司起什麼名字最好。我叫劉潤，我兒子小名叫小米，所以一拍腦袋，就給公司命名：上海潤米管理谘詢有限公司。過去的兩三個月，我的第一個“戰略谘詢項目”，就是幫助一個典型的傳統“企業”—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利用互聯網的模式，搭建了“泉公益”平台，並利用這個平台，推進公益的透明性。當然，我的谘詢是免費的，這是我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
緊接著，我又簽約成為互聯網創業家謝曉先生（入選《財富》雜誌“2012年中國40位40歲以下的商界精英”）的戰略顧問，著名香港企業家李家傑先生（清華大學名譽校董、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執行董事）的私人顧問，著名風險投資機構晨興資本（投資過搜狐、迅雷、YY語音、小米手機等）的高級顧問。
很多朋友說，3個月，而且你在間隔年，做的事已經很多了。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而是有沒有想清楚。我還再找北！找北！不斷地找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