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步偉在成長的過程中與祖父的關係最親，受祖父的影響最大。她小時候還在懵懵懂懂的時候，就常常聽祖父與家人談歐美國家的人權、自由、民主、男女平等等問題，漸漸培養了要求獨立自主的個性。這也成就了她的一生。她與趙元任結婚後，趙元任回國任教一年期滿，又回到美國。直至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中年楊步偉國學研究院，聘請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來清華教課。年輕的趙元任成為四大導師之一，名滿學界，由此他到清華園中待了四年，然後回到南京在中央研究院等地工作，赴各地進行方言調查，直到1938年離開祖國，長期定居美國。
1936年，趙元任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並在藍家莊建房住家。在此期間的一天，楊步偉把在南京的楊家各兄弟姊妹召集在一起，商議要完成祖父昔日的意願，把刻經處的房產交出來。刻經對於他們來說雖然無力，但是交出房產卻可以鼓勵一些人發願刻經。在他們這一代人手裏不完成此事，後輩中就更沒有人親聽過祖父的遺訓了。在座的兄弟姊妹都讚成她的這一提議，並強調要聲明當年刻成的經版雖由十方捐資，房屋乃是祖父的私產捐出，不歸子孫，也不得歸別人私有，永為刻經公產。商定以後，他們於6月29日聚集在藍家莊24號住宅，特請歐陽漸、蒯若木、梅光羲、李證罡等人前來，一切遵照祖父的遺言遺誌辦理，交出房契，發表聲明，並用留聲機將各人的發言錄下為證。然後將房契在市政府作了登記。抗戰結束後，陳宜甫到市政府將房契重新登記了一次。至此，楊仁山舍私產為十方公產的心願在形式上最終完成。
至1922年，48願所募款項用完後，刻經處的業務基本處在停滯狀態。中國內亂不斷，戰火不息，百姓塗炭，生計維艱。刻經處刻印經典和佛像曆來都是按紙墨刻工印工計算成本，不求利潤，管理費都由信眾捐助。一旦沒有援助，刻經活動便難以為繼。從1922年到1937年底，刻經處所印經書隻有幾十種，勉力維持。1937年12月，日寇占領南京，深柳堂遭劫火焚毀，日軍曾數次搜查經版所藏之處，看守的人早已將收藏經版的三間大屋妥為封閉，將通往藏版處的路塞滿雜物，經版最終未讓日軍搶掠。八年抗戰期間，所有職工皆已散去，刻經處的業務已全麵停頓，再難恢複。到上世紀40年代末，僅有陳宜甫一人在此住半間小屋，孤守殘局。刻經處的大院內住了40多戶人家，樹倒牆塌，垃圾滿地，甚至儲存經版的三間大屋的窗戶鐵柱也被人撬去盜賣。金陵刻經處風雨飄搖，山窮水盡。
1952年，陳宜甫去世，刻經處無人看守。趙樸初先生在上海接到楊氏後人的告急信，深感刻經處的重要，不能聽任消失，便邀集滬上緇素大德圓瑛、應慈、持鬆、妙真、清定諸法師及林子青、遊有為、李讚侯等居士開會，組成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推趙樸初為護持委員會主任。由護持會出資，派徐平軒前往南京主持恢複刻經處業務。
徐平軒是楊仁山家鄉的後輩，烏石徐村距長蘆楊村僅二裏路，為隔壁鄰村。徐平軒出生於1890年，24歲去北京謀生，得同鄉陳正有的幫助，兩人關係密切。1921年徐平軒與徐尉如、周叔迦、陳正有在天津創辦刻經處，後曾任安徽省財政廳總務科長、桐城縣代理縣長等職。
徐平軒上任後的首項工作是整理經版。刻經處業務停頓很久，經版雜亂無章，布滿灰塵、蛛網和汙垢。經過清掃修複，整理出上架經版共計47421塊。這是金陵刻經處收藏的自同治五年（1866）以來的自刻經版。另外整理出堆放在雜物中的經書和典籍共1640餘種。
金陵刻經處工作人員刻經書工作照整理工作完畢後，在中國佛教協會的安排下，徐平軒接管了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杭州、北京、天津、四川等各刻經處的經版。各地所有留存下來的經版全數運往南京，由金陵刻經處統一保管收藏。至“文革”前，金陵刻經處共計有各種典籍的經版150593塊。1964年，為紀念玄奘法師逝世1300周年，金陵刻經處新刻經書30種180卷，刻齊《玄奘法師譯撰全集》，深受中外學者的歡迎。
“文革”時期，金陵刻經處遭到嚴重破壞，徐平軒被打倒，並被遣送回原籍太平縣（今黃山區）烏石鄉徐村勞動改造，不久病死故裏。刻經處大院內房屋全被占用，所有流通的經書被運往造紙廠銷毀，刻經處的職工被下放到農村和農場勞動。所藏經版全部下架，散置地上，淩亂不堪，任其黴爛。刻經處還曾一度成為南京白下區紅衛兵的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