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的主要觀點涉及“間接控製”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他的告別講話中已經有所暗示了。他引用了在賓夕法尼亞州和紐伯裏波特的研究成果，他發現，“製定中央決策的機構必須學會把決策權下放給管理層和地區管理者，否則合作將缺乏適應性和自發性”。梅奧由此把適應性看做是工業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在一個具有適應能力的現代社會裏，工作中的技術發展迅速，這樣的技術和方法要求具有適應能力的人來管理它們；唯有當人們在管理專業中訓練有素，他們才能學會具有適應能力。如果人們在變革的人性方麵和技術方麵都沒有得到訓練，那他們就不會自發地合作，快速的發展就難以為繼。這樣的人必須精力充沛，具有主動精神；他們不需要梅奧相信阻礙了變革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的古老的政治口號（即保守的意識形態或激進的意識形態）”。
這封信發表幾天以後，梅奧的身體大有好轉，足以到倫敦向同行提供建議，並開始撰寫一本新書，書名暫定為《政治機會主義和工業方法》（PoliticalOpportunismandIndustrialMethod）。倫敦之行不久以後，他感到很疲勞，煩惱於身體的不中用，“走路和寫字都有問題”。雖然他無意從哈佛商學院接受400美元來支付兼職秘書的工資，但他還是想要“在大門關閉以前”發表一些言論。
他用這兩封信和《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中的主要觀點拚湊了一篇文章，把它寄給《世界評論》（WorldReview）發表。現在，他的主要興趣在“政治潮流”上。這個潮流就是對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中的工作的大規模組織；伴隨潮流而來的是間接控製及其弊端、雇員的不忠誠和紀律鬆懈；導致這些弊病的原因，還是在於高高在上的執行官和工人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這個老問題；工人覺得他們沒有參與到那些影響他們工作的決策中。“隻要存在這種情緒，管理層和工人之間就決不會有自發的合作。這個……問題需要加以關注和解決”。這是梅奧最後發表的文字。
梅奧的健康變得時好時壞。帕特麗夏認為，因為他頻繁地與不同政見的人討論問題，他像往昔一樣思維敏捷而活躍，如果再能得到秘書幫助的話，那他再寫一本書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多蘿西婭認為，即使兼職秘書確保在正常時間來幫忙，那他也決不會寫出什麼東西了。多蘿西婭的估計是正確的。
梅奧明白，自己年老多病、不能遠行，但他還是接受了多個邀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提供谘詢，訪問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與吉爾卡迪教授（工業關係學）和麥格雷戈教授（經濟學）會麵。他發現大學裏的這些年輕人正在追隨自己的思想。不過，當他在巴黎的時候，他的主要興趣似乎放在美味佳肴上。
從巴黎回來後，他接待了來訪的時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的切斯特·巴納德，並抓住機會幫隆巴德和羅特利斯伯格說好話——他們申請該基金會資助他們的高級工業培訓研究項目。梅奧想起了自己於1919年提出的建議，要想使工業民主有效率，要想讓工人與管理者一道來決定企業將要采取的路線，那麼組織的全體成員就必須在經濟學、會計學及其他相關主題上得到良好的訓練。
到1949年夏，梅奧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當時，《泰晤士報》的工業通訊記者正就《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是否對英國的工業問題適用一事爭論不休。多蘿西婭看到，他完全不能像他計劃的那樣，與聯合國的官員們磋商以下事宜了：向他們的雇員培訓計劃委派一名幹事。8月下旬，因為多蘿西婭病勢太重，不能照料他，於是他回到吉爾福德的護理醫院。數天之後，即9月1日星期四早晨，梅奧平靜地去世了，死時沒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