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10月中旬，梅奧了解到，為：NIIP工作的事情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朗特裏以前曾寫信告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約瑟夫·威利茨，一是梅奧將負責管理N_lIP一項關於工業激勵的研究工作，二是該院指望得到政府的資助。洛克菲勒基金會也會資助這個學會嗎，尤其是在梅奧供職的情況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朗特裏寫道，“工作人員做得不太好。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研究……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英國政府沒有支持NIIP，反而向新近成立的英國管理協會（British．Institute0fManagement，BIM）提供資助。帕特麗夏在該協會從事研究工作。梅奧希望BIM也為他提供一個職位，因為NIIP的計劃過於野心勃勃了，而且他再也不想四處演講了。不過，他還是同意恪守自己向NIIP作出的承諾，到“伯明翰、曼徹斯特、利物浦等三地作為期三天的巡回演講，之後，當身體複元後，我將再次拿起筆杆子”。
梅奧的工作超出了身體的極限，連續三個晚上的演講太累人了。12月1日，他中風發作，使左側胳膊癱瘓，講話受到影響，他被送進了倫敦一所醫院。若幹天後，他的講話有所改善，臉也變得不那麼扭曲了，但是對左側身體癱瘓就不抱什麼希望了。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以後，家人為他在吉爾福德一所醫院找到了病房，這裏離家隻有幾英裏遠。多蘿西婭可以看望他，可是她自己也病了，醫生堅持要她休息。梅奧的頭腦很清晰，卻一點兒也不安分，總是試圖離開病床，晚上按鈴，大家都很討厭他。家人雇了一名特護人員來照料他，他的狀況日漸好轉，醫生也給多蘿西婭帶來了希望：他會活下來的。
到2月底，梅奧的身體有所恢複，可以用一隻手顫顫巍巍地寫下難以辨認的字了。他就如何推進他們的研究工作向羅特利斯伯格提出建議，定期與隆巴德通信。當時，隆巴德正負責他那本關於讓內的著作的事宜，解決出版過程中的難題，處理版稅問題，因為版稅出人意料地侵蝕著梅奧的收人。阿倫·格雷戈、傑羅姆·斯科特、露絲和帕特麗夏等人來看望他讓他很欣慰。他身體恢複得很慢，不過到4月份，他就能夠行走半英裏路了，他的精力也逐漸恢複了正常。食物短缺，所以當遠在澳大利亞的親戚寄來包裹的時候，他和多蘿西婭都很高興。生活成本非常高，他們開始入不敷出，外出旅行他們想都不敢想。
1948年仲夏，梅奧的身體有所好轉，他為國際工業醫學大會（：Interna-tionalCongIessofIndustrialMedicine）的8月會議寫了一篇論文，並開始計劃撰寫一本有關政治學的著作。他可以在戶外行走，雖然稍微帶一點癱瘓症的痕跡，可是對多蘿西婭來說，不知何故，他看起來好像拖著腳東倒西歪地走路。醫生讓他多加鍛煉，但是他不聽從醫生的忠告，這讓多蘿西婭很生氣。不過，他的血壓仍然很高，這意味著他不得不過一種比以前閑適得多的生活。
8月，他給倫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建議英美兩國在各個層麵開展自由交流，因為英國正麵臨一個難題。不過，這個難題已經被梅奧的工作部分地解決了。“在工業企業被國有化的國家裏，和平時期促進工人與管理者合作為什麼困難重重？”在工作中，自由的溝通和合作影響了工人的努力和活動：在幸運的情況下，工人給予充分的合作；而在不那麼幸運的情況下，工人疑心重重，以至於有所保留，沒有付出最大的努力。了解這些情形將有助於澄清上述問題，為此，梅奧引用了他在哈佛的經曆。在哈佛，人們鼓勵工會官員研究管理問題，尤其是那些把注意力集中於不同管理層次之間的溝通的管理問題。梅奧還通報了研究進展和以下情況：傳授社會科學知識，以幫助人們了解伴隨工業化而來的普遍的人性問題和社會問題。為了使這個提議得到更多的支持，梅奧建議斯圖爾特·蔡斯把新作《對人類的恰當研究》（TheProperStudyofMankind）送給斯塔福·克裏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看，因為梅奧的信和蔡斯的觀點極為一致。
到1948年9月，梅奧的身體好多了。不過，讓他苦惱的是，他必須同時在兩個國家納稅，而且，哈佛出版社接手了《工業文明中的人的問題》一書的出版權，但不允許他得到該書的版稅，這一點讓他煩惱。他感到與哈佛商學院漸行漸遠。他把商學院的所在國稱為“這個充斥著社會主義者的國家”。天氣陰鬱糟糕，帕特麗夏即將離婚，他不能輕鬆用手寫字，沒有秘書助理，英國出版商對於《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一書的出版躊躇不定，所有這些彙合在一起，致使梅奧給戴維院長寫了一封信：“我們可能幾乎注定要完蛋了，雖然還沒有完全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