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歐洲各國的興衰存亡以基督教的逐步發展和西方文明的產生而結束。基督教徒認為他們是全歐洲的一分子，是教會工作的參與者，他們覺得自己有義務與每個人合作。因此，人類的合作引領了文明社會的發展。但是，由於科學持續不斷地為研究打開了嶄新的領域，因此人們關於基督教義務的觀點變得不受歡迎了，神職人員的權威受到了質疑，人類合作的普遍信念削弱了，西方文明分裂成為獨立的國家或文化。“共同的工作會帶來共同的利益，私利將退居次席”的信念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這樣的主張：私利必須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都轟轟烈烈地追求私利，那麼總的社會利益將緊隨而至。梅奧斷言，近期的研究與上述主張背道而馳；在工作中，個人的私利是第二位的，要服從於集體的目標，追求私利的“孤家寡人”是不快樂的。所以，隨著基督教的崇高目標的消失，附著於與人有關的純經濟理論之上的價值提高了，不同文化間的敵對狀況增加了。為了控製衝突，共享民主製讓位於軍國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而且，隨著合作性社會關係的衰落，個人充滿了不安全感，失去了他們的個人幸福感。
工業研究表明，合作得到維持的地方，個人的安全感就會提高，不滿就會減少，所以梅奧建議，為了贏得員工的信任和信賴，管理人員應該實心實意地對待員工，真誠地關心員工的利益；工會官員不要用富於戰鬥性的和英雄式的方法來組織工會成員。聯合工作是相互合作的最佳手段。梅奧建議，應該在組織機構中對運營的係統安排、經濟需求、有效溝通與合作的環境開展科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這樣的研究，政治領導人仍將對文明社會中有效的統治基礎茫然無知，並將繼續使用舊式的集權統治技巧，永遠實現不了自發的合作。自發合作源自個人和集體的意願，從外部是不可能有效地強加於個人和集體之上的。
梅奧分兩個部分講述這篇講稿。在第一部分結尾的非正式討論中，彼得·德魯克抓住機會向與會者說明，他，作為一名有誌於研究實業家社會責任的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看待工業中的政治活動的。有些聽眾知道，德魯克在本寧頓大學的研究開始轉向管理中人的問題和社會問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哈佛商學院請德魯克考慮過來任職。梅奧的主要觀點得自於格林的格言和切斯特·巴納德的管理理論，即在一個組織中，自發合作要求下屬心甘情願地進行合作，但這是不能被專橫跋扈的執行官強加於下屬之上的。德魯克並不讚賞這種觀點。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為了巧妙地控製下屬，管理者可以把從工作中人際關係的研究所得到的政治見解作為工具使用。這種印象主要源自德魯克在討論過程中回答問題和進行其他評論時所列舉的例子。這些例子來自他在歐洲的經曆，來自他對管理者和員工的態度。聽到自己對工業處境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被以這樣的方式曲解，梅奧心煩意亂。他加入討論，對德魯克的意見冷嘲熱諷。為了說明下屬對專橫上司的看法，梅奧用拇指指著自己的鼻子，直視德魯克的眼睛，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德魯克說不知道。“那麼你應該知道了！”梅奧答道。與會者看到，梅奧的手勢不僅表明了他對一位下屬的態度——這位下屬勉強同意專橫上司的指示，而且表明了梅奧對德魯克所發表的意見的看法。
德魯克後來給梅奧寫信表示道歉——由於會議結束後匆忙離開會場，他沒有機會向梅奧作出合乎禮儀的道別，而且，正如他經常做過的那樣，他對梅奧的工作大加讚揚。在回信中，梅奧間接地提到了他在德魯克給出意見之後所說的話，請德魯克原諒他；這些話旨在“活躍整個氣氛”，“打消某些人的疑慮”，這些人“很可能”誤解了德魯克的意見。梅奧補充道：“一個人必須動腦筋盡可能理解作品的內涵，但是，在盎格魯一撒克遜聽眾麵前展示聰明才智時必須慎之又慎。我確信，您在歐洲大陸的熏陶將使您能夠明白我正在談論的東西。”從此以後，德魯克打消了在哈佛商學院任職的念頭，而梅奧的工作將在埃德蒙·勒尼德及其學生的支持下由羅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繼續開展下去。
幾天以後，梅奧和多蘿西婭飛赴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