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奧把退休時間推遲至1947年，因為他需要教導手下全體人員，讓他們繼承和發展他的工作。此外，他繼續不定期地發表講話。1946年1月，他為波士頓宗教和社會研究學會（BostonInstituteforReligionandSocialStudies）準備了一篇講稿，題目是“對美國團結的經濟威脅”。首先，他利用帕特麗夏的來信證明歐洲人所處的困境。他指出，美國人不能夠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做的那樣置身於歐洲之外了。他相信，美國將會受到影響，包括“歐洲經濟的物質匱乏……和……歐洲人的絕望境地，自發合作能力的不足”。其次，他指出了當前的工業衝突，他宣稱，衝突不在於管理層和工人之間，“而是以管理層和工會組織者為一方，而以工人為另一方的衝突”。第三，他對“進步的醜惡一麵”和“烏合之眾假說”中的觀點進行了總結。之後，他呼籲“在任何一所大學中……用一門遠較任何學科都發達的社會學”來加強科學和經濟學的技術性研究。這門社會學將揭示如何用有效的合作來取代懷疑和敵意。為了發展這門社會關係學，社會捐助和“天資聰穎的……訓練有素的男男女女”都是必要的。
這年年底，梅奧向哈佛商學院訪評委員會（VisitingCommittee）非正式地透露了他關於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煤炭工人大罷工的想法，並在紐約於12月舉辦的一次會議上，他應邀予以重新宣讀。
1947年1月，梅奧向西部電氣公司的官員們作了最後一次講話。他提醒他們，現代教育教導人們清楚有力地進行表達和邏輯分析，卻忽略了仔細地傾聽指導人們行為舉止的各種看法：從不合邏輯的直至理性的。這表明，在一個確立已久的文化中，廣為接受的信仰同谘詢中的觀點和技巧格格不人。本來，在這次講話以後，他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發表一次講話——當他第一次抵達美國時就已經安排他在該分校就他關於影響工業衝突的社會和心理因素的想法講一堂課，卻未能如願——但是他拒絕成行，因為他發現，大會工業關係主任沒有仔細閱讀他的講稿，隻看了講稿的小標題就把部分內容刪去了。這在梅奧看來，是一種侵犯學術自由的行徑，給他留下的隻是些“殘章斷句”，整篇演講將支離破碎，使聽眾沒法理解。
5月10日和11日，哈佛商學院舉辦了一次關於人際關係和行政管理的會議，被稱為“梅奧的周末”。梅奧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最後一次講話。大會有六十多名討論者，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阿倫·格雷戈和約瑟夫·威利茨；西部電氣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標準石油公司的執行官們；斯圖爾特·蔡斯，他的文章引起了霍桑實驗的極大關注；來自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耶魯大學和馬裏蘭州立大學的學術界同仁；本寧頓大學（Benningtoncollege）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德魯克。一年前，他寄給梅奧一本書《公司概念》（ConceptofCorporation），從而為梅奧所知。
唐翰、羅特利斯伯格和隆巴德追溯了梅奧在哈佛商學院的工作的起源和發展；本傑明·塞萊克曼和埃德蒙·勒尼德把梅奧的工作應用於勞資關係和管理中的人的方麵；威廉·迪克森談到了梅奧對西部電氣公司谘詢計劃的影響；約翰·詹金斯講述了梅奧的思想對於以下方麵的價值：整合正式和非正式組織，對士氣、效率及對軍事訓練中疲勞的抵製。
梅奧在講話一開始就表示，國家間的衝突是團結和合作中的一個問題，它起源於社會觀念和社會統治方法之間的不一致。雖然人們全都渴望擺脫專製和獨裁，但格林的自由主義原則——“國家的基石是意願而非暴力”——被人們忽略了，從而有可能使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統治得以建立。梅奧更喜歡階段性的輪流執政。持續的集權統治助長了軍國主義和超人統治，例如希特勒、墨索裏尼、好萊塢明星和拍桌子的公司執行官們。這樣一來，輿論被誤導到把此類統治等同於成功的信條。階段性的輪流掌權現象可以在某些組織中發現，在這些組織中，管理者理解組織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支持一種通過合作而非專製來實現控製的一般政策。
根據他的工業研究，梅奧斷言，一群士氣高昂、樂於合作的工人遭到了局外人的懷疑，他們覺得受到了局外人的威脅。類似地，原始社會保護並有益於其成員，也敵視局外人。所以，個人的安全感直接地隨積極合作的範圍而變化。在原始社會中，範圍受到地理上的限製，這種社會最後都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