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業類雜誌中，早期評論認為，這本書思想深刻，切實可行，也許剛開始時對普通的管理人員過於嚴肅，但它隻是出於生產目的號召大家在工作中開展合作。不過，兩名天主教評論員卻沒有得到這種印象。對於梅奧所提出的關於人的問題的科學研究方法，一名評論員並不認為具有積極性和明確性，而是加以反對；另外一名評論員毫無緣由地認為他不可能接受這本書的論點和結論，即使這些論點和結論促人奮發、富有挑戰。英國的兩篇評論卻給予了高度讚揚。雖然梅奧的觀點並不新穎，但是依照《眼界》（Scope）評論員的見解，它們的科學根據卻是至關重要的和實事求是的，他祝賀梅奧設計的工具暴露了工人當中的怨恨，揭發了虛假的經濟學理論。不過，在英國人的評論中，最讓梅奧滿意的出自厄威克和布雷奇（Brech）之手。長長的引文夾雜了動人的讚美，對這本書最後的讚譽是：“一個偉大人物將離我們而去，這是他（為退休所作）的預告……對當今的偉大人物之一——在先行者足跡照耀下的崇高領袖，給予恰如其分的頌揚超出了我們的能力。”
大量讚美之聲來自學術界同仁。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Conant）喜歡這本書，但他看不出證據是如何推導出不快樂的人數逐漸增多的結論的。梅奧向科南特保證，事實可靠地建立在四十年臨床經驗的基礎之上。頂尖精神病學家兼人類學家亞曆山大·萊頓說，這本書啟發並使他得以整合自己未成形的想法，觸及了當今至關重要的問題，對自己的教學計劃有所幫助。受到同樣影響的還有：西裏爾·詹姆斯（Cynil．James）和麥吉爾大學的尤恩·卡梅倫（．EwenCameron）；英國上議院馬利勳爵；道森，梅奧廣泛地運用了他的思想；最高法院的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及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OverseasAirwaysCorporation，BOAC）的高級職員。梅奧從美國的實業家那裏得知，自己的發現對他們與生產力的關係較有價值，並在人事主管中間廣為散發。以對社會科學尖銳批評著稱的心理學家詹金斯認為，應該要求所有的研究生閱讀“進步的醜惡一麵”一文。與此同時，勞埃德·沃納深深地喜歡上了“烏合之眾假說”，因為該文有可能對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思想產生影響。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i4canAcademy0fArtsandSciences）院長霍華德·芒福德·瓊斯（HowardMumford．10nes）在該書前兩章中看出，它比哈佛大學的報告更富有教育方麵的智慧，並把梅奧的著作與埃裏希·弗洛姆的《逃離自由》（EscapefrromFreedom）相提並論。
《自然》（Nature）雜誌從英國戰後工業衝突的大背景下對梅奧的思想進行了評論，它指出了集體合作與新形式的民主相關聯的可能性，從而承認需要新的激勵來改善勞資關係。不過，評論員的確注意到，經濟學家或許會覺得梅奧的“烏合之眾假說”讓人不快。經濟學家們的確如此。達特茅斯大學的約翰·哈裏曼（Johnw．Hart4man）和牛津大學的切斯特（D．N．Chester）撰文寫道，與梅奧的假設相反的是，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就認識到了非貨幣補償的重要性，且梅奧把經濟意義上的稀缺與饑荒時的匱乏混為一談了。此外，他們不能同意梅奧的以下見解：所有的社會弊病被歸咎於工業化，運用起碼的社會交往技能本來是可以打敗希特勒的。他們斷言，所謂“每個人在久已確立的社會中都很快樂”的說法是癡人說夢。
其他評論者持有共同的觀點，即在已確立的社會中，衝突再普遍不過了，所以他們想當然地以為，梅奧的主張是社會交往技能在這樣的社會裏總是非常高的。有一個評論者鬥膽直言，政治科學家將會發現，梅奧提出的見解沒有任何新意，畢竟亞裏士多德早已觀察到了，人是政治動物。而且，這位評論者忽視了梅奧的顯而易見的人道主義，他這樣寫道，為了倡導社會交往技能的推廣普及而不對其用途指明方向，有可能證明希特勒的社會集團背後的合作精神是正當的。梅奧的合作理論過於簡單化了，因為它缺乏規範性的描述，他把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之間的類比推進得太遠了，他過於忽視對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傳統研究以及那些與他自己的調查相一致的社會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