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者對這本書也持批評態度，尤其當他們看到梅奧一麵不承認他們與自己有關係，一麵又親自開展社會學研究。雖然許多社會科學家讚賞該書的人道、實用和樂觀的風格，但他們錯以為梅奧沒有處理以下事情：工會如何能夠通過合作行動為其成員贏得安全感和自尊。
最尖刻的評論出自普林斯頓大學工業社會學家威爾伯特·穆爾（WilbertE．Moore）之手。在《工業文明中的人的問題》和《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之間梅奧的“聲音隻不過變得刺耳罷了”。如今，梅奧是一位激進的經驗論者，對社會研究理論以及科學與技術的差異茫然無知，對價值問題麻木不仁，是用偶然的觀察代替有目的的研究的鼓吹手。關於合作，穆爾問道：“參與者們，你們出於什麼目的？具有什麼動機？受到何人指使？維護什麼利益？”對於穆爾所聲稱的梅奧的武斷結論，以及被誤傳了的對社會學和所有傳授該學科的大學的譴責，他建議哈佛大學應該以誹謗罪把梅奧告上法庭。
詹姆斯·普朗特——其著作（關於心理健康的社會學決定因素）常常為梅奧所引用，卻沒有這樣輕易地忽視梅奧的民主價值觀和人道價值觀，他把這本書描述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才華、最有穿透力的作品之一……其洞察力在精神衛生領域具有不可匹敵的重要性”。他希望“梅奧（看待）資料的方式……有朝一日成為所有的科學看待素材的方式”。除了梅奧過於熱衷的方法之外，普朗特還在作品中發現了兩個瑕疵：沒有充分闡述所知與熟知的區別；資本家就像其政治對頭一樣，也存在精神疾病，即固執觀念。
梅奧也激怒了許多心理學者。他這本書雖然被這些心理學者視為富有爭議的和令人感興趣的書，並且，它雖然不承認心理測試在選擇管理者時的價值，但卻沒有為此提供足夠的證據。他們還對梅奧關於權力的看法提出了質疑。
梅奧對許多學科進行了簡短有力的抨擊，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所以，批評聲浪來自這些學科不足為怪。盡管如此，梅奧這本書經常得到全麵的評價，贏得了眾多的擁護者。不過，這本書的銷售量卻不理想。為了促銷《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一書，哈佛商學院工業研究室安排了《工業文明中的人的問題》一書的再版事宜，並在《財富》雜誌1946年11月號上安排了一篇論述梅奧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第一稿把他稱為“梅奧醫生”，從而揭開了梅奧的舊傷疤。但是，梅奧並沒有告訴作者他從未取得醫生的資格；相反，梅奧寫道：“人們易於把我目前正在從事的工作與我早期的醫學學業混淆起來。當我獲得學位的時候，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當時，博士學位還隻屬於德國人，（而且）……被我們輕蔑地視為德國人的虛榮之舉。”後來，這篇文章作了適當修改。在一年的時間裏，《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的銷售量穩定在1．3萬冊左右。
梅奧的著作被翻譯成德語、日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阿拉伯語；《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一書的英文版到1966年再版了五次，1975年又再版了一次。
正當梅奧對兩篇關於工業化的有害影響的短文進行修改的時候，人們請他就如何指導學術界退休人員的問題提出建議。這些退休人員沒有為新的角色做好準備，卻將被迫離開工作崗位，於是感到沮喪氣餒和憤憤不平。這個問題對梅奧來說似乎再合適不過了，因為他正一心希望退休呢。梅奧用一封信作答。他在同事和家人中間廣為分發這封信。在這封信中，他把自己的想法應用於過去八十年來學術人士逐漸變化的角色和環境。也就是說，學術人士往往擁有高度發達的技術能力和乏善可陳的社會交往技能。梅奧表示，許多小冊子談到如何沒有痛苦地退休，但這些小冊子對有些人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用說也知道，這些人對他們的處境思慮過度。他建議作出合理安排，使退休人員能夠加入他們的同輩，繼續從事他們的主要活動，對當地社會做出貢獻。當時，梅奧希望自己也可以這樣做：退休後進入複興社（theCom-munitlvoftheResurrection）。而多蘿西婭卻另有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