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3年9月底，即在米勒鎖公司與傑克遜兄弟合作以後，梅奧返回了大陸米爾斯公司。他發現，那套間歇休息製度也在其他幾個部門采用了。雖然從總體而言效果不錯，不過他觀察到分揀女工的休息方法不好。有一次，她們按照他的指示躺下來，使她們的腳得到適當的支撐，休息之後，她們的精力恢複了，工作質量提高了。她們不工作時會坐下來和他談話。梅奧從她們口中得知，他的想法於兩個月以前在紡紗部門得到落實，效果不錯：產量提高了，員工的福利改善了，工人的流動率下降了。
作為一名心理學家，梅奧更關心的是工人對工作的非理性想法和迷信想法，而不是調整休息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疲乏的工人對他們的心髒、雙腳、手臂和膝蓋產生了焦慮性幻想；許多工人找庸醫求治。在管理人員中，疲勞也導致非生產性的和不經濟的幻想。首席工程師是一位優秀的工作人員，平常深受人們的喜愛，但有一次他由於對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問題產生了幻想，竟然大發雷霆。年輕有為的總經理對自己的健康胡思亂想，以至於他能夠說出五年前小病小災的細節。連高級合夥人科納爾·布朗（ColonelBrown）也認為工會謀劃破壞工廠。工人們，尤其是從事單調機器作業的中年工人，擔心身體受傷，而且這一點被工會組織者利用了。
1923年聖誕節前不久，梅奧獲悉，紡紗部門有些工人放棄了休息的間歇，後來才發現，原來是兩名監工頭幹預了這套休息製度。在他們自作主張的管理期間，工人變得疲勞、悲觀和效率降低，缺勤率上升了。科納爾·布朗重申了休息時段，在紡紗車間也安放了輕便小床。他對隨之而來的工人流動率下降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印象深刻，所以他允許梅奧隨意在整個公司對工作中的工人開展透徹的研究。
然而，不管梅奧現在受到怎樣的優待，不久以後他就認識到，大陸米爾斯公司的管理層還完全沒有動力向工人表現出人道主義的關心。1925年夏，不穩定的市場使訂單縮減，同時存貨攀升，工人被解雇，工作時間被削減。在清淡時期，公司大多數員工蜂擁來到工廠診所，提到他們應該被保留在薪水名冊上的理由。然而，大陸米爾斯公司的診所屬於人事部門，人們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引起公司高級職員們的注意。不過，診療所辨別出了諸多患有肺結核、十二指腸潰瘍、壞疽病等症的病人，需要對他們作進一步的診斷和治療。
在研究工人的總體情況的工程中，梅奧發現，工作中的問題常常具有家庭根源和令人奇怪的文化根源，例如，一名意大利裔員工有一個美國籍在職妻子，後者拒絕懷孕，因為她擔心在懷孕期間會被解雇——這種做法並不罕見。丈夫變得脾氣很壞，不舒服，逐漸形成了一種疝病。由於症狀非同一般，他被診斷為患有精神神經病。梅奧經過進一步的詢問之後發現，這個男人擔心年老時窮困潦倒，無依無靠，因為將來沒有孩子來贍養他們，而其他大多數意大利裔工人就不會這樣。此外，梅奧還查明，總體而言，對工人的性教育很糟糕，工人對性的態度荒唐愚蠢，他們對男女濫交懷有罪惡感。這種無知再加上對死亡、婚姻、出生和壞運氣的迷信想法，向梅奧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圖景：工作受到人的因素的影響。這讓他回憶起早年的一件事。1917年，澳大利亞鐵路工人大罷工，當資方說出“泰勒製”這些字眼並有效地製止工會成員罷工的時候，鐵路工人驚恐萬分。
早在澳大利亞，梅奧就很關心工會成員及其教育，如今在費城，他還保持了這種興趣。從1923年後期至1925年，他為費城勞動大學（Philadelphia．LaborCollege）講課。他的想法受到歡迎和接納，許多學生向他談起了他們的私人生活和商業事務。他從中了解到，由於對勞工組織發展的非理性擔心，雇主是如何限製勞工組織的。他能夠斷定的是，工會既沒有發展到資方所想像的地步，也沒有陰謀作為一個整體對工業加以控製。工會似乎陷於兩難境地：一方麵是資方的普遍反對；另一方麵是共產主義者對勞工專製這個特殊而不合理的要求。一般來說，工會成員指望雇主來發展職業之路。許多工會成員擁有一份不錯的薪水，拖家帶口，少數人還擁有了小汽車。人們不可能預期他們像其雇主所懷疑的那樣會追隨好戰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