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發現那些控製其經濟命運的機會顯然不可挽回地喪失了的時候，工人不怎麼關心那種僅限於政黨組織中投票權的政治自由，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就目前來看，工業研究必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開展……研究者必須發現社會中的這種發展及其表達所產生的心理作用。毫無疑問的是，社會必須把某種自我控製和工作中自我表現的機會歸還給工人。與此同時，有必要確保工作中的合作和技能得到了充分保留。如果沒有做相當程度的研究，尤其是心理學上的研究，我們就不能實現這一點。而沒有這樣的發展，人類文明就會死路一條。這是對現狀的完全切實可行的研究，我們急切地呼籲人們對此加以關注。
梅奧寫道，作為另類選擇，工會主義是“騙人的療法”和“冒牌的政治巫術”。正如他於一個月以前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所涵蓋的相同的範圍，他推斷：“決定個人發展的不僅是真實的情境而且還有想像的情境。”很顯然，一個社會，就像個體那樣也會遭受“神經紊亂”，與此相類似地，梅奧指出，當“個體就種族而言有權利預期獲得生活的直接體驗但實際上卻沒有實現的時候”，他們就以“分裂JI生的幻想”作出補償。“工會主義除了這種類型的幻想還能是別的什麼嗎？……就種族而論，工人階級有權利預期實現這種自我表現以及對個人命運的控製，而現實中如果沒有實現，那麼工人階級就用一種幻想、一個想像的社會情境來取代這種發展狀況……工會主義反映了這樣一種征兆……即工業狀況總體不好，需要對工業進行調查研究”。而且，分裂性的幻想不僅僅發現於工人身上：
雇主們坐在自己的俱樂部裏，聽到有人發表冗長乏味的激烈演講，闡述社會主義的危險。回到辦公室後，他們麵對加薪要求，以憤怒的拒絕作出回應……雇員們也如此，他們經常聽到他們正在遭受“剝削”言論，是“工資的奴隸”。這些觀念看來也許會被遺忘，但是，一旦雇員未能獲得正常的快樂和幸福，那麼這些想法就會進入他們的幻想當中。而且有朝一日，當某種情形出現時，這些幻想
就會體現在人們的行動當中。
簡言之，工業中的衝突正在增多，相應地，社會衰敗或崩潰的危險勢必水漲船高了。通過心理學調查，衝突的非理性原因就有可能被發現，並置於理性的控製之下。
威利茨以前聽說過這些論斷，他要求梅奧陳述將如何開展他的研究。梅奧回答說，他習慣於隨機應變，方法隨情形而變。通常，他先在工人身上花幾周時間，然後把工人集合起來向他們發表講話。當他感到贏得工人的信任以後，他就會對一小群共同工作的工人進行聯想測驗，記錄個人的病史，分析他們的幻想和空想，最後再把他們對生活的定位與幻想的發展狀況進行比較。他並不打算識別出精神不正常的工人——這與精神病醫生的意圖剛好相反，而是嚐試把研究出來的精神病治療法應用在正常人身上，並幫助確定他們的想法和行為中的不正常狀態。
梅奧針對工業社會的危機而開展研究的提議，就是在這段事關個人前途的緊要時期寫下的。他強烈渴望從布裏斯班的學術界同仁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自由自在地在美國發展事業。他的想法得到了人們有價值的認可。為此他已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剩下的就掌握在拉姆爾之手了。由於對即將深切影響他的決定無能為力，梅奧隻好等待。對自己能力的懷疑和逝去已久的對失敗的擔心折磨著他，然而，哪怕一定點兒讚揚都會鼓舞和支撐著他。因為他能夠看清他的個人困境以及使這些困境惡化的環境，所以他能夠巧妙地進行應對：為拉姆爾、威利茨和奧斯威特撰文，連續不斷地給多蘿西婭寫冗長的信件進行發泄和傾訴——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每當威利茨要去履行煤炭委員會的職責時，梅奧就既沒有人可談，也沒有事可做。對他來說，與其悠閑過日子，還不如拚命工作。他作出種種幻想，其中之一就是懷疑自己能否從事這項工作和應付工作人員，而且他不忍心在信中向多蘿西婭談論他的焦慮和懷疑。一天天漫長的孤獨和無所事事，多蘿西婭不在身邊，在西岸地區演講時沒有賺到足夠的錢所帶來的羞恥感和失望，差一點使他像一個失去科學家、醫學專業人員、理論心理學家及其他同行尊重的假內行那樣具有負罪感，如此種種，全都交織在一起。
同行們幫助他忘卻個人危機。在德拉華人俱樂部，學術界同仁會到他的桌子旁聽他講話，這大大減輕了他的孤獨感和鬱悶的想法，為了對他們的關心作出回應，梅奧也就不再那麼狂妄自大了。有一次，他和同行們正在談論歐洲的事情，這時，一個德國人走到桌旁，寒暄了幾句後宣布，他認為英國人是地球上最偉大的民族。這段恭維正中了梅奧的要害。：勾了便於多蘿西婭進入美國，他本想加入美國國籍，而這個德國人的話卻點醒了梅奧，“其實我原本是不想放棄英國國籍的”。在美國，他將永遠是一個英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