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的去世喚醒了梅奧心中沉睡已久的愛、恨、恐懼和希望——這是1921年當他孤身一人在外工作極為勤奮時出現的。對於兒子來說，父親的去世是一個信號，即自己的生命也會終結，凡人在死神麵前無能為力。更為特別的是，死亡提醒梅奧，醫生——那些常常用超然冷淡和傲慢自大傷害他的人，對於死亡卻一籌莫展；對疾病的無知讓他們驚惶失措，例如在西部非洲；錯誤的診治應該使他們受到責備，例如對於妹妹奧莉芙的悲慘早逝。梅奧的憤怒雖由喬治去世所引起，但卻轉移到他自己身上。對於未能進入醫學專業他有負罪感，而讓家人失望使他感到羞愧。盡管父親的去世使他有機會說出他會如何彌補過去的失望，但是積習已久的罪孽感和實實在在的卑微感還是讓他不安，他變得悲傷沮喪。
喬治的去世也表明，舊秩序之下的生活將一去不複返。喬治把原本屬於老梅奧的金表傳給了他。對於他來說，這一舉動的意義再清晰不過了：他的責任是維持家庭的傳統，而他必須在履行這一責任方麵對祖輩有所交代。於是，在支持舊方式的責任與推進新工作的迫切要求之間，梅奧的內心充滿了矛盾。
梅奧的失落感、卑微感及內心衝突，致使過去的種種經曆湧向心頭：他是如何受害於令人尊敬的權威的，如何受到心胸狹隘的教育學家的抑製的；他勤奮地學習別人為他選擇而不是自己選擇的專業，但卻被人們驅逐到愛丁堡以改邪歸正。部分地出於補償的原因，他轉向了心理學，找到了它在醫學中的位置，鼓吹用它來征服社會疾病，用它來對早期的叛逆和沒有遵循傳統的遺憾作出補償。
當他創作關於社會疾病及其心理學根源的文章的時候，這樣的想法和感受也許構成了梅奧的內心衝突。寫作過程中的困難與父親去世的關聯從他寫給多蘿西婭的上述信中清晰地表現出來，這封信把他的掙紮的創作比做“一個被扼住脖子的學者的垂死之聲”。此外，心理學價值與其應該享有的權利之間的內在衝突也出現在這封信的想像之中。一方麵，心理學是“地道的廢話”，另一方麵，它威力無窮，致使強有力的領導人手腳顫抖，使“吹手們”聲淚俱下。他和鼓動家們及烏合之眾打成一片，這一點可以從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幻想虛幻之物的異教徒中看出。題為“為什麼異教徒發怒？”的文章後來更名為“烏合之眾假說”，它出現在《工業文明中的社會問題》（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uilization）一書中。最後，心理上的緊張被以下強烈渴望加劇了：他想要離開昆士蘭，以稍稍挽回因兩次沒有找到工作而喪失的自尊。
把想法落實在紙麵上原本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可是，這種衝突致使它成為了一項艱巨的工作。而且，當始終蔑視勤奮努力的喬治讚美海蒂的忠貞美德的時候，讓梅奧想起了母親如此忠實地在自己身上培養的東西：在公眾場合出色表達的能力。
在兩個月的時間裏，這種衝突過去了，他實現了一直尋求的心智健全，並把非理性思考同專注的有目的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他寫道：：
我正緩慢地發展關於“革命”的想法。我認為這一係列文章的確不錯。我預計將來我重新閱讀它們的時候，有可能有某些段落會讓人失望和不滿。但我又相當滿意於對它們不作任何修改。事實上，我希望它們將確鑿無疑地引起社會科學家的注意。我相信它們具有某種“必然性”，也許會讓搬弄是非者“發揮全部能力…’。我已經對它們大改特改了，而且目前“革命”正在經曆相同的曆程。
“革命”和“人民的意誌”是這五篇文章中的最後兩篇。這兩篇文章大量引用了《民主與政治》一書中的某些觀點，並對前三篇文章進行了總結。
梅奧決定在墨爾本進修並度假，然而未來的計劃仍不明確。他希望同多蘿西婭待幾個星期，因為自結婚以來他們常常不在一起。他希望分別與安布羅斯·普拉特、英國的阿契鮑德-斯特朗（Archibaldstrong）副教授及墨爾本的其他同行進行探討。他還希望當他為麥克米倫公司撰寫“健全心理學”的手稿之時，某個工作會不期而至。當布裏斯班的一個朋友問他是否想“回祖國英國”的時候，他說他負擔不起路費，因為學校在他休假期間給他的薪水不夠。他一度希望安布羅斯·普拉特將通過報業辛迪加在多家報刊上同時發表這五篇文章，從而增加他的收入，但是安布羅斯·普拉特發現報紙不願意發表任何有可能冒犯讀者的文章。而梅奧的文章在解釋工業衝突的同時也指向了勞工黨和保守黨的心理弱點，不但沒有讚揚這兩黨，反而抨擊用以限製和解決工業衝突的仲裁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