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個上午都非常痛苦地想罵人，因為我完全不能用筆表達自己的意思。重大時刻我能夠極好地談論和演講，但是我一拿起筆寫文章（或者教科書）時，我就變成了再呆板不過的書呆子了。我正在寫一篇文章，二十行左右的文字至少花了我一個半小時，現在這糟糕的東西讀起來就像是一個被扼住脖子的學者的垂死之聲。這本關於心理學的文章是地道的廢話，我真想打自己一拳。我像個野蠻人那樣發狂似地大喊大叫，行文這麼不流暢，自己真是個廢物。此時此刻，如果我能夠把我知道的東西落實在紙麵上，那我就能夠讓自己挺起來，逃離這個摧毀靈魂的大學。昨天夜裏和今天清晨，我把四名財政及政治領導人貶低為幾團難看的正在顫抖的原生質，我用他們的心理動機——支持工人階級進行社會革命——予以解釋。
當我對付了他們之後，這些“吹手們”正處於一種懇求狀態，聲淚俱下而邪惡。然而，當我準備下筆的時候，卻寫不出來。我怎麼才能消除那些束縛我表達的因素呢？來馬其頓幫幫我們吧！
梅奧出現困難的原因也許可以在文章標題、撰寫文章時所處的環境、較早期的經曆中找到。這篇文章有四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指出，心理因素對於解釋社會弊病是重要的；如果人們控製不了他們的種族意識，未能駕馭精神生活的所有方麵，那麼非理性的社會行為就可能跟著發生。第二個要點通過一個情緒易變、頑固的政治鼓吹者的例子來說明第一個要點。這個人憎恨權威並與之鬥爭，這要歸因於他受到酗酒父親的虐待。第三個要點認為，這樣的鼓吹者當中有許多人有智慧且急切地想要醫治社會弊病，這是澳大利亞工黨的負擔；他們的行為歸因於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也歸因於教育製度，這種教育製度有礙於年輕人的培養，把他們束縛在某一個職業或專業上，因而壓製了天性，導致了神經病。其結果是，這些神經過敏的鼓吹者把個人的不幸歸咎於社會並努力消滅它，這與想自殺的憂鬱症患者是不一樣的。第四個要點擴展了第三個要點，它宣稱，這種教育製度限製年輕人之甚，以至於使他們視智力研究和社會服務不如自私、懶惰和破壞行為；現代心理學認為，發散的非理性思維和幻想有助於對不幸作出補償，而集中的理性思維則有助於思考那些解決社會困難和個人困難的方法，這二者在健全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個人身上自覺地被整合起來。如果人們理解到這一點，那麼現代心理學將有助於改變這種態度。政治鼓吹者卻缺乏這種整合，而且在努力實現他們的補償性幻想過程中，他們推行行會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意識形態，這樣的意識形態證明反社會的破壞性行動是正當的。
在梅奧看來，這些想法具有智力上的價值，他在《民主與自由》一書中提到過它們，並在公共演講和大學講義上使用過它們。它們還為他在美國的講話和討論提供了例證，而且在他的晚年，它們還出現在《關於皮埃爾·讓內的心理學的若幹筆記》（SomeNotesonthePsyc"hologyofPierreJanet）一書中。
在他奮力把這些想法落實在紙麵的時候，它們的情感價值逐漸清晰起來。有一次，登革熱發作——十七年前在西部非洲患上的疾病，他寫信告訴多蘿西婭：“我馬上變得瘋狂起來，我的焦慮全都往外冒。整個晚上，我夢到了社會革命和陷於困境的三個親人……”這個夢隻不過表達了這樣的擔心：所有的好事有可能走到了盡頭，而他最親愛的女人——這個女人為他所關心也是自尊的可靠源泉——遇到了危險。
當他做這個夢呼喚多蘿西婭“來馬其頓幫幫我”的時候，梅奧知道，父親的生命即將走向盡頭。喬治患有肺結核病，是在年輕時乘船前往英國的路途中患上，他母親即死於這種疾病。
梅奧回家看望了垂死的父親，努力遵照這位老人的意願，即女人在男人的一生中是重要的。後來，當他思考為安布羅斯·普拉特撰寫第五篇文章“革命”之時，梅奧開始改變自己對於女性——他的生命中“最親愛的人”——的看法：
老喬治把忠貞看做是親愛的女人如此高尚的一個品質，我開始理解老喬治說這話的意思了（我隨時隨地都會想起這個可憐的老家夥的忠告）。我非常高興在這個親愛的老家夥臨死之前我告訴過他我所做過的事情。親愛的，如果地下有靈，他將會知道，找你來幫助糾正我的過錯我是多麼幸運……我認識到，你是怎樣支持我、幫助我、讓我內心平和以及怎樣給我信心。也許，對於你給予我的一切——你的精神品質和你那令人愉悅的本性，有朝一日我將能夠予以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