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患得患失、將信將疑讓他備受煎熬，內心被逃離昆士蘭的強烈衝動所支配。他相信，在悉尼的人將比他擁有更大的成功機會。他推斷，讓他任職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安德森似乎對他的工作始終懷有敵意。除非悉尼大學內部一場強有力的活動明確地讚成梅奧接任，否則該大學將被安德森所左右。即使安德森希望一位心理學家來繼任，而且他表示自己不接任，但若不出意外的話，悉尼大學也很可能選擇本地人士塔斯曼·洛弗爾（1"asmanLovell）接任。此外，梅奧認為，悉尼大學文學院的職員大多是些榆木疙瘩，當然有幾個能人，但偉大的學者一個都沒有。
不過，他還是懷有一線希望，悉尼大學也許會召喚他去；如果沒有召喚，那麼他認為，人選要麼是一個蘇格蘭人或英國人，要麼是一個當地候選者，例如伯納德·繆西科（BernardMusico），後者的作品被梅奧看做是一堆“大雜燴”。
1921年10月，梅奧獲悉，繆西科將接安德森的班，頓時，上述想法、懷疑和希望變成了苦澀的嫉妒。“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擔任一份上等職務……安德森對繆西科讚許有加，他說，除了繆西科，其他心理學家他都會反對。繆西科的專業工作全部都是在心理學領域從事的。總之，祝他好運，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解脫”。所以，即使梅奧申請了這個職位，但他也是得不到的。繆西科雖然比梅奧年輕6歲，但在心理學上的經驗遠遠超過梅奧。他還有一大優勢，即他曾在劍橋大學從事過極有價值的工作；此外，與梅奧不同的是，他專心研究的是心理學的原動力和感覺過程，而不是在人類意識的內容和層次方麵，他完善了實證研究而非臨床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著名的學術期刊上，並把他的講稿集結在兩本書中出版。
正當他對在悉尼任職的可能性左思右想的時候，多蘿西婭寄來的一份新聞剪報讓梅奧醒過神來。報紙對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所（Commonweahh：Insti-tuteofScienceandIndustry）新設的理事職位作了一番描述。他和一名同事談到申請這份職位的意圖和成功的機會。這時，流傳著這樣的謠言：在沒有適當或充分地征求澳大利亞各大學的意見的情況下，總理威廉·休斯（WilliamHughes）就公布了這個職位，該職位確定了三個“人選”，第一個是一名以自我為中心的“畜生”，第二個不負責任，第三個人的巔峰時期早已過去。而且，這則新聞剪報強調任職者的職責是對研究所進行管理，所以各大學的人士認為，假如上述三個人選均落選的話，那麼得到這個職位的將是實業家而非科學家。由於這個原因，澳大利亞學術人士不太可能申請這個職位，於是梅奧提出了申請。聯邦大臣們推遲作出決定，他嘲弄地說，他們或許沒有道義勇氣來委任一個心理學家吧！他也許是對的。聯邦統計學家喬治·尼布斯（GorgeH.Knibbs）被委以該職位，這證實了這個職位隻是管理性的。新的想法是不需要的，休斯把這個職位委任給了他的老朋友。梅奧刻薄地寫道：“‘朝廷有人好做官’，民主國家和君主國家皆然。”
對梅奧來說，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要求帶薪休假，進行深造。數年前，昆士蘭大學就批準過一個生物學家的類似請求。1921年7月，學校評議會決定，這樣的休假對於大學的最終效率是必要的，如果梅奧接受，那麼這將有助於他熟悉其學科中所有的最新發展狀況；不過，他必須自行解決旅費和生活費，接受較低的薪水。梅奧同意了，他提交了一份計劃。在該計劃中，他說明了在他離開期間本係的組織工作，為自己確定的年薪是425英鎊。
對大學事務的不滿並不是梅奧希望離開昆士蘭的唯一原因。他對重要人物對待他的方式比較敏感。人們常常對他很好，而他對這種體驗也很滿意。他通過多蘿西婭父母的家庭接到了前往禮賓府的邀請，而且，由於他與馬修森的心理學工作，梅奧擴大了他和多蘿西婭的朋友圈子。他被認為是一個具有極高天分的人，馬修森定期邀請他到自己家裏參加每月一次的聚會，出席者有醫生、教授、牧師和律師等。梅奧是三十人俱樂部（ThirtyClub）的創辦成員之一。這是一個由布裏斯班知識分子組成的非正式團體。據說，在這些知識分子當中，他比大多數人更優秀，既可以談論社會學問題，也可以講述生物學問題。在此類聚會上，梅奧和多蘿西婭都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梅奧以個人魅力、令人愉快的聲音、風趣和心胸開闊而知名，而多蘿西婭則既有勇氣掌控風趣睿智的討論，又有膽量展現自己對丈夫工作的濃厚而積極的興趣，這是與大多數出席者的夫人們大相徑庭的。而且，她還有一個名聲，即更喜歡與男人而不是女人交談。他們合起來組成了一對不同尋常的夫妻：他們都可以控製討論，如果意見有分歧的話，他們都能夠大聲發表明確的意見和看法，並堅持己見，直至贏得勝利。可是，在醫學界，人們對梅奧比較一般，這讓他頗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