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榮難逃此劫，就算他踐行了《紅樓夢》裏常說的“死了幹淨”也沒幹淨——這個世界是沒有隱私權的，尤其是名人，尤其是“酷兒”表演者——香港各大報紙連續數天以頭條報導，其他地區如大陸、台灣，日本、韓國、美加，甚至歐洲等地的雜誌、報紙及互聯網，亦爭相發放消息和評議。張國榮生前引起的爭議因為這次自殺事件重新掀風鼓浪，更多的抨擊隨之而來，可見香港這個高度現代化、信息化的城市隱藏著多麼嚴重的恐同意識，也映現了現代媒介集體歧視的惡劣形態。
陳也在《蘋果日報》專欄寫道：“尋死要為他人想，公德一點的選擇，燒炭遠較跳樓妥當。是以梅豔芳和張國榮不能給以‘表揚’。當天目擊張國榮跳樓的巴士乘客與途人嚇餐死，亦讀過跳樓壓傷無辜路人的冤孽新聞。”你要自殺也得看看樓下有沒有人，會不會被你砸死，會不會被你嚇著；你若跳海會汙染水資源；你若自焚會央及鄉鄰，還是安安靜靜地吃安眠藥最好，可是，以你的名氣和影響力，樹立了壞榜樣，掀起一股自殺風潮，“張國榮跳樓九小時五人輕生，防自殺中心呼籲傳媒勿廣泛報道”、“自殺會傳染，留心青少年”，某某專家也站出來大喊“不應美化自殺”。連自殺也這麼麻煩，這個社會看起來真滑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到這些報道怎麼就讓人想起《倩女幽魂》裏被關在牢裏的寫書人？
難怪《烈火青春》裏哥哥說：“什麼是社會，我們就是社會。”社會不曾為我負責，讓我活下去，我為什麼還要考慮這個囚籠裏種種違及人性的譴責，為什麼死後還得背負邏輯詭異的種種不良後果？
香港記者最擅長獵奇和偷窺，張國榮曾經評價：“我們香港的一位藝人在海外獲了大獎隻有那麼一小條，倒是她男朋友和別人逛了街，占那麼大一塊兒。”他們看似文明，骨子裏卻比大陸和台灣更保守，對於一直呼籲的接受少數族群表麵上接受，心底卻厭惡，以至於歧視。對於張國榮的死，報紙、雜誌一擁而上，為了迎合公眾的厭惡情緒與恐同心理，刻意製造話題，大肆宣傳張國榮是由於性向“異常”，感情大起大落，導致性情偏差，最終以自殺的方式逃避生命。所有這些對同性戀者鄙視和否決的論調，一筆抹殺張國榮自殺身死的個人意願、飽受抑鬱症煎熬的苦楚，以及他曾經在舞台上做過的藝術貢獻。
甚至連抑鬱症也被香港大眾傳媒詰難，突發奇想地說張國榮自殺事件可能導引大眾潛藏的抑鬱意識，種下“自殺的種子”。圖文並茂、繪聲繪色地用他人的死亡來炒作，其中不乏歪曲、汙蔑、臆測，甚至指控其應為公眾的精神困擾和生死負上責任，這些道貌岸然者披著溫情的社會公義外衣，以文字為利器，肆意鞭撻一個已無還擊之力的亡者……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悲痛欲絕的唐鶴德先生忍無可忍，終於在《明報周刊》上破例開腔，要求傳媒不要再以文字、語言對哥哥進行鞭屍了。
一次聚會上，張國榮生前的好友梅豔芳、梁朝偉、袁詠儀、蕭芳芳和葉童都來了，他們先後上台說話，傾吐多年來與哥哥共處的往事，台下的第一排坐位空著一張椅子，是留給哥哥的。台下的唐先生，異常沉默，因為流淚過多的眼睛布滿血絲，一聽到別人提起哥哥的名字，他就會被觸動，默默低下頭，緊握雙手，似乎在告訴自己要堅強。大姐張綠萍、摯友陳淑芬坐在他身邊，也一度情緒激動，傷心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