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態之人，大多不滿現實狀況，愛憤世嫉俗，對社會敝病總喜歡痛斥其不足，個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樸，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難與其他人打成一片，團結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這類人有鑽勁、又聰明、肯發奮，持之以恒，終能有過人的成就，曆史上如鄭板橋等人，就屬於這一類。但過於狂傲，失卻分寸，又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少的麻煩。如三國時的楊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不紀，隨便亂說，掉了腦袋。禰衡，年紀輕輕不僅不服任何人，還公然擂鼓大罵曹操，隻可惜就丟掉了卿卿性命。他們的死並不能說曹操不負責任，這與他們自己的狂傲不羈也有極大的關係。
懶態之人，大多有才可恃，對世俗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不以為然、滿不在乎，由此引發而為怠慢懶散，倨傲不恭。這種人，倘若心性坦誠而純真，則不僅可以呼朋引類，廣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學術研究或詩歌創作上會有所成就。疏懶往往隻是他們人格的一個側麵，如果某種事業或某項工作確實吸引了他們，他們會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孜孜不倦勤奮無比。雖然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疏懶不堪。但有一點則是無疑的，即決不能做官。上一級官員一般不會選擇他們做屬下，而他們既不善於同你相處，也不善於接人待物，更不會奉承巴結上司。他們這麼做多半是因為不願在這些人際關係方麵去浪費精力和時間，因此他們寧願掛冠棄印而去。如陶淵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辭官而去，寧去種田，種種田，寫寫詩，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神仙日子。盡管生活上很艱苦，但他們也自得其樂，絕不為五鬥米麵向上司折腰。
周旋態之人，智慧極高而心機過人，待人則能應付自如，接物則能遊刃有餘，是交際應酬的行家裏手。這種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國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門的外掌櫃，任大公司的公關先生或公關小姐，都能圓滿勝任。其辦事能力也很強，往往能獨擋一麵。假若在周旋中別有一種強悍豪雄之氣，那麼在外交場合，以能折衝樽俎，建功立業。古人所謂“會盟之際，一言興邦；使於四方，不辱廷命”，就是說的這個格理。
養生之悟
曾國藩在養生這學方麵，頗有研究，他的養生之方法，於現世今人仍有一定的啟示。現陳述如下：
首先是養生要言。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曾國藩三十五歲，在去蜀國的途中，他寫下了養生要言五則，積理甚厚，積學甚精，可以看作他從三十二歲至三十五歲研究程朱理學在養生方麵的總結。
一、一陽初動處，萬物始升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養肝也）。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升時。可以說源於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直接受到周敦頤“太極動而生陽”，“化生萬物”的啟迪。在這個“天地俱生，萬物以榮”（《黃帝內經素問》的時刻，不要存怒氣，不要存怨氣，一怒一怨，自然會傷動肝氣；肝主木，木生水，一陽初動處，正是肝木滋長時。曾國藩認為肝的最好方法就是待之以仁，《說文》雲：“仁者，親也。”
二、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禮所以養心也）。
內存整齊的思慮，外持敬慎的威儀。泰然而不傲慢，威嚴而不凶猛。對自己要嚴格，對他人要敬和。程頤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曾國藩強調以禮相待，對人熱忱，火主心，所以禮可養心。
三、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養脾也）。
飲食起居有規律，行為舉止有準則。以誠信待人，這叫不欺。《呂氏春秋》說：“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大地是誠實的象征。周敦頤認為，聖人模仿“太極”而立“人極”，“人極”即誠，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土主牌，所以信能益牌。
四、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量而須（義所以養肺也）。大公無私，隨遇而安。順應天理，問心無愧。心底無私天地寬。金主肺，曾國藩認為行義可養肺。
五、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信所以養腎也）。心定，氣定，神定，體定，都必須以人的明達之智加以導引和控製。蘇軾說：“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所以人的各種欲望，源於腎邪。孔子說：“智者樂水。”水主腎，保持清醒的頭腦，可以養腎。
曾國藩的仁、禮、信、義、智，源於理學家程顥“仁識”，他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儀禮知信皆仁也。”在古代陰陽五行中，仁、禮、信、義名就是五常，五常即五行，鄭玄注：“五常，五行也。”孔穎達說：“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國藩把它與人體的五髒肝、心、脾、肺、腎相對應，顯示了曾國藩性命雙修的思想。
其二是養生的五事。
同治五年六月初六，曾國藩五十六歲，他在一封信中寫道：“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洗腳，五曰第日兩飯後各行三幹步。懲忿，即餘匾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腳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餘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誌行之，並勸沅弟與諸侄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