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以前的曾國藩，雖然跟隨父親勤奮讀書，但並沒有大的誌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書覺得自己的才質不及兒多，自己所知的盡教完了，於是便將其送到衡陽汪覺庵先生處進行學習。一年後，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肄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為痛下決心，他毅然將原伯涵改為滌生，他是這樣認為的，“滌”就是“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
所謂人心都是肉長的，交人心先交心，從“心”而發，方能以情動人，以情博得人心。
蔣介石一生服膺曾國藩，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尤其欽服曾國藩的“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語錄白話解》中說：滿清王朝之所以能夠中興，太平大國之所以歸於失敗，其原因並不是人才消長的緣故，而實際上是道德事業興盛衰替的證明。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韋昌輝等人的才略，難道比不上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滿清大臣嗎？然而曾國藩標榜傳統的思想品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的先導，其結果競然能夠交易風俗，挽回頹靡的風氣。我暫且不去討論曾國藩等人在當時應付時變的手段，思想的新舊，事業成敗過程如何，而他們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邊就使別人也能自立，自己通達，也要使別人通達之道。出就已經足以成為我們這些人的老師了。
曾國藩的“自立立人，自達太人”，源於他的“仁”字。
曾國藩認為，在軍中的處世之道與社會其它方麵的處世之道一樣，互相之間應講究仁禮。為此曾國藩在選將選兵時，特別注意選那些易於受仁禮感召的質樸之人。
在初募湘軍時，曾國藩每天坐在招募處，看到黑腳杆而又不好說話的鄉下人，便連聲說“好、好”，表示可以選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說話的人，則“唔、唔”兩下，表示不可選上。因此湘軍士兵，幾無一不是黑腳杆的農民。這些樸實的農民，既能吃苦耐勞，又能忠勇，一上戰場，則父死子代，兄仆弟繼，義無反顧。有兵如此，怎麼會不打勝仗呢？
最重要的還是精神訓練。曾國藩說：“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蹇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今年4月以後，間令塔公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複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苦口滴杜鵑之血，以訓導隊伍這種精神訓練的人，慢慢就成為有主義的軍隊了。曾國藩選擇營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說：“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揚，而後可以言戰也。”
早年曾國藩研究程朱理學，對仁義禮智信心領神會，心悅誠服，經過多年的帶兵實踐，他發現這套理論對處理官兵關係極為有用。
什麼是仁，這就是曾國藩常說的“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就是說自己想建功立業，則先讓別人建功立業，自己想興旺發達，則先讓別人興旺發達。將帥對待官兵如同父兄對待子弟一樣，總是希望他們興旺發達，總是希望他們建功立業。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麼官兵就會對你感恩戴德。
什麼是禮，就是所謂無論人多人少，無論官大官小都一視同仁，不敢怠慢。身處高位，不驕傲自大，盛氣淩人。再加上衣冠整齊，舉止嚴肅，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常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如果這樣部屬就會感到你的威嚴了。
如果能做到這兩條，那就會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還有什麼治不好的軍隊呢？
曾問藩說，我們帶兵就像父兄帶子弟一般，沒有銀錢，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樁。千萬不能使他們因騷擾百姓而壞了品行，因嫖娼、賭博、吸大煙而壞了身體，如果他們個個學好，人人成材，他們自己會感恩戴德，他們的父母也會感激不盡了。
由於曾國藩帶兵簡直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般地誠信感孚，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亦視長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精神。王定安《湘軍記》說：“於是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複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其後湘軍戰功遍天下，從戎者日益眾。或募千人，則萬人應之，募萬人，則數萬人應之；勢不能盡收，甚至丐書幹請而後得人。其隨營待補客死他鄉者，不可勝數，而湘人士迄無怨心。所謂有勇知方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