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還通過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故歸咎於謀主者，乃庸人”的結論。他說：後庸潞王慮石敬塘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阻之。帝欲移石敬塘鎮鄆州，文遇全力讚成。厥後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顫，幾俗抽佩刀刺之。曾國藩得出結論說：“大抵事敗而歸咎於謀生者，庸人之恒情。
功名乃身外之物
曾國藩一生不愛錢，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實，乾隆帝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治矣。”曾國藩以書生帶兵作戰，既不愛錢，又不怕死，湘軍得此領導人，故能樹立規模，取得勝利。
曾國藩的時代，還是中國宗法社會和家族製度最穩固的時代，所以他對於勤儉治家一事，是很關心的。
曾國藩的治家方法，隻有兩個字。一個是“勤”，另一個個“儉”。
他曾說：“子姓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這，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學習淫佚矣。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慢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校勤，吾近日亦勉為勤敬。即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
他對於婦女的勤勞，也是很關心的。他說：“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做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為富貴子婦，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餘，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餘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但他對於一個人的勤，並不主張立時做到，主張慢慢養成習慣。所以他說：“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之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恒。”
對於勤勞，他又舉出若幹例子。他說：“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惰。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而有一種生氣，登其庭而有種旺氣。
在“儉”字上，曾國藩更有過人之處。
曾國藩生長於一人勤儉教友的家庭。等到自己結婚生有子女，雖任侍郎，任總督，任大學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過去一樣，不稍改變，這是任何人都不易辦到的。
曾國藩的日常生活：
先說食。曾國藩的日常飲食，以一葷為主，非客至，不增一葷，時人稱之為“一品宰相”。
次說衣。他做了總督了的鞋襪，規定由太太及媳婦女兒製定。晚上，老太太、媳婦、女兒，規定要績麻紡紗。
曾國藩嫁女，規定壓箱銀200兩。一日三女出嫁，曾國荃不信僅隻有200兩，開箱視之，果然，歎為太少，乃贈給400兩。
次說住。哥哥做總督，弟弟做巡撫，客人子孫增多，舊屋不敷應用。九弟新建一屋，費去3000銀兩，曾國藩聞之不樂，馳書責九弟曰：“新屋搬進容易搬出難，吾此生誓不住新屋。”因此終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於兩江總督任所。
兒子曾紀澤新婚，曾國藩特馳書與其子囑其轉誡新婦，要學習紡織酒食二事，要親下廚房，講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總督府任內，其夫人和兒媳們，每晚還要績麻紡紗，很少間斷，以此視達官貴人豪富人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相傳曾國藩30初度時，曾製添青緞馬褂一件，家居不輕著，隻有遇慶賀及新年時穿一次，故藏之30年，衣猶如新。
從這些事例，可以想見曾持身治家之儉，實可以風末俗則挽頹風了。
論君子與小人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曾國藩對“情態”識人方麵頗有研究，總結了四種形態：即弱態、疏懶態、狂態、周旋態。並給它們下了定義，作了對比和分析。文字雖然不多；但微言大義，言近意遠，很值得借鑒。
弱態之人，情性溫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這類人又愛多愁善感，缺乏剛陽果敢之氣，有憂柔寡斷之嫌。即所謂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不重不輕正候，甘心消受，誰叫你會風流”之人。但這類人的優點和長處在於內心活動敏銳，感受深刻，感情豐富，如果從事文學藝術事業或宗教慈善事業，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成就。這種人心事細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適合做開創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