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支部隊士氣民心較為高旺，正是曾國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輸後所發生的效果。其他各省，雖然也辦團練，也募鄉兵，但因他們並不知道注重教育與訓練，而長官與士兵之間又
缺乏親愛精誠的感情基礎，所以終歸仍是無用的贅疣而已。明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當可知道，湘軍之成功，應歸於曾國藩仁禮待兵“精誠感召”的軍中處世之道。
察言觀色
曾國藩向來看重人生氣象，因此察人臉麵，也非常注意臉麵氣象——一種“胸次浩大”的精神。胸襟開闊需涵養淡泊寧靜，表現出來便是平和空明。富有、顯貴、功績、聲名，這些都是人世間虛浮的榮譽，隻有心胸博大才算是真正的享受。
曾國藩認為，功高名顯，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嫉妒和仇視，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將下屬或遇僚的名字放在前頭。例如，在擔任兩江總督時，為了搞好關係，曾國藩就特別注意將滿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擺在自己之前。後來，曾國藩費盡心裏將長江水師改經製水師，這樣一件很大的事，曾國藩又將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麵。這是為什麼呢？曾國藩分析了官文的為人。官文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貪名貪利，毫無定識，列無風骨，對於這樣的貪官，為了促成水師製，不讓他反對，給他點好處，他就會站在你這邊。因此在給太後、皇上的折子裏，如果建議改製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會樂意。這樣既可以減輕官文對湘軍的嫉恨，又可拉攏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滿人對湘軍的仇恨和排擠。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曾國藩推出一個滿人擔任領頭的做法，獲得了極大成功。自古名利太過都是禍害，與人分郭才能與人共處。在曾國藩後期，正是憑著這一樣一種表麵自謙，與人為善的偽麵，才使他晚節得保，並在韜光養晦之中達到最高峰。
得不喜，失不憂
得不足為喜，失不足為憂，這便是曾國藩對事物態度。
曾國藩精通曆史，善於總結成敗經驗。唐太宗有三麵鏡子，其中之一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中國有效法古人的傳統。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難以決為的疑難事時，往往從老祖那裏尋找答案。《資治通鑒》的編纂也是讓宋代皇帝吸取曆史經驗，作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但是，並不是怕有的曆史經驗得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於過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險的事。曾國藩在審視以往的中國曆史時，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時，認為往往成功與失敗並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敗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處大事、決不疑、不可拘泥於往事之成敗的重要論斷。他舉了三個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漢景帝時諸候王勢力極大，大臣晁錯建議“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國的權力，景帝采納了這一建議，但很快激起吳、楚等七個諸候王國的叛亂，他們以誅晁錯為中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夫平叛。這時，當過吳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議說：隻要殺了晁錯，叛軍就會罷兵。景帝因事出倉猝，就采納了這一建議，晁錯因上被殺。但叛軍並沒有罷兵，繼續進攻，景帝知道自己上當，連忙加強軍事部署，最終將叛亂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無璋死後，由他的長孫朱允即帝位。他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實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誅“奸臣”齊、黃為名，起兵反抗。這時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議，誅殺齊、黃，換取燕王罷兵。建文帝沒有采納。戰爭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終。齊、黃等人受到族誅。
第三件事發生在清朝。康熙時吳三桂等坐鎮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議康熙認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決定撤藩。吳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亂。最多時已占領了江同大部分省份。這時索額圖建議殺掉提出和讚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為然。經過八年的戰爭，最終平定了三藩之亂。
曾國藩認為：“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從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可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曾國藩還通過觀察，得出亡國之君從某一些做法上能夠看出來。唐昭宗的例子他認為最能說明問題。
唐昭宗時王室衰落，地方軍事統帥各自擁有重兵，對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為，想發兵討伐李茂貞，並責成宰相杜讓能主持軍務，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七國之禍。不久，李茂貞進逼興平，朝廷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上疏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目，曰：與卿決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不久賜自盡。曾國藩認為“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複誅之於後，複誅其所以為亡國之君也。”通過對曆史的反國，曾國藩開闊了自己的胸襟，對過去的事很後悔，他說：國藩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有時將過錯歸各於人，有時還露出不滿的親子，都是因為見理未明的緣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