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終、不勝，曾國藩體會要較之不與多一些，他說：“陸遊說能長壽就像得到富貴一樣。開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擠進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來混了個虛浮的名譽，也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就得到了這個美好的聲名了。古代的人獲得大的名聲的時候正是艱苦卓絕的時候，通常不能順利地度過晚年！想到這些不禁害怕。想要準備奏折把這些權利辭掉，不要再管轄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勝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雖身居高位，也時時猶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覺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國藩該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終也“終”了，不勝也“勝”了。
交友要訣——寬厚
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黨。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台，丟朋友的麵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在一這原則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出來：
“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了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
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雖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有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地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參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有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
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隻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
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牛！’蓋亦道實語。
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麵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後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三千，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回到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參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
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