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應當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
曾國藩獨白：自從去年12月20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麼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這恰恰說明，曾國藩其實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同樣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的淺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誌向不立，則心神不寧；誌向即定，則鬼服神欽。
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心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
非凡的誌向誕生非凡的勇氣，正是因為有了堅定的誌向，他們才能不為流俗所移，心正氣順，心安理得，所有作為。
人是主觀意念的產物，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在於你想到了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想到他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他也就不會按照成為一個科學家必備的素質要求自己，訓練他當然不會成為一個科學家了。
曾國藩說，人如果能立誌，那麼他就可以做聖人，做豪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嗎？他又體必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呢？古書上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說，我想得到仁，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產的人，於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讀，一心一意地去鑽研他們的學問，誰能夠阻止我成為孔孟那樣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誌，即使天天與堯、舜、禹、湯這些聖人住一起，那隻能他們是他們，我還是我啊！
人的立誌是第一步，更應當存高遠，也就是要有遠大的抱負，正如《史記》中所說的“鴻鵠之誌”。
《後漢書》中說：“誌不求易，事不避難”。有大抱負，才有大動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會有“會當淩頂，一覽眾山小”的大境界。所謂大抱負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鶩遠，而是放眼天下，誌在四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這樣的胸懷和氣度你才能看輕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輕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試中受到挫折，於是就抱怨自己時乖命蹇，牢騷滿腹，曾國藩知曉後對他立誌之小感到很可笑，以為六弟所憂慮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國藩看來，君子立誌，應有包容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他們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人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氣度太小，誌向不高遠啦！
明朝吳麟征有句話說得好，“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嚼一己之悲歡，就會看不到腳下的土地，身邊的世界，也意識不到自己對天下的責任，當然也就不會產生大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