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複欲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交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訴，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站汙竹如啊！”
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曾居京就十年，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他做過五部侍郎，在此期間他結交了一大批名師益友，讀了很多書。
曾在京的師友，講身之行必得者，則有唐鏡海、倭良峰、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恩西；講詩文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者，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誌大神靜者，則有黃子壽、王少鶴、朱廉甫、吳革佘、龐作人，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曾國藩有了這些師友，研討切磋，德業益進，後來在事業上得到這些師生們的助力亦甚多。
常醒己身
荀子《勤學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一個人廣泛地學習，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會變得聰明，而且行為也沒有過錯。這裏最難的不是“博學”，也不是“省乎已”，而“日”和“參”，不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幾人做得到呢？
曾國藩比荀子還嚴格，要求也更具體，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凡事之須逐日檢點，一日姑待，後日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湯）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他不僅逐日檢點，而且事事檢點，天下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國藩的這種檢點的思想，並不是他心血來潮的奇思異想，實在是劄根於深厚的文化傳統的自然秉承。
孔子就說過“見賢思齊（看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看到別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國第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孟子也是一個善於反省的大師，曾國藩最服膺於他，表示“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也願“須臾不離”，而孟子是從別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中來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諸己”：愛人不親，反其仁（反問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國藩認真鑽研過的程朱理學也強調“正己為先”。
曾國藩正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來“逐日檢點”的，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所以他才對自己要求得那樣嚴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與怨恨自己的人相處，因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或過錯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對自己的缺點能給予無情抨擊的人。然而接受他的批評是需要勇氣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與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評；有人總是懷疑的批評懷有敵意，不管正確或錯誤一概拒絕，他沒有氣量不說，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檢點自己的機會。
有人說：“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辯可矣；謗之有因者，大自修弗能。”器量闊大，使我們能檢點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種魅力，一種人格的魅力，那不僅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而且也是對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從立誌開始
做人是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
沒有誌向的人和有誌向的人絕對是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則能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的。
曾國藩曾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衷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
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高貴富足中都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銷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沒有不自強不息的。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概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說得知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