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詳細闡發說：國君把生殺予奪之權授給督撫將帥，如東家把銀錢貨物授給店中眾位夥計。如果保舉太濫，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好比低價出售浪費財物，對東家的貨財不甚愛惜一樣。介之推說：“偷人家的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貪天之功以為是自己的力量。”曾國藩說，我略微加以改動：“偷人家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借國君之名器獲取私利呢！”曾國藩認為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這就違背了不幹預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惡果的。一事想貪，則可能事事想貪，一時想貪，則可能時時想貪。在這個方麵應視手中的權勢於虛無，因而也會少生無妄之想。
一、不參與。處高位的人往往事事都參與，顯示自己的權威才能。或者顯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無所不能；每一工種，每一行當，都要出麵講講話，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顯露了，他人的才能就發揮得少了。他做領導不是要和他人比試才能，而是要讓他人發揮才能。
《尚書》說，對司法方麵的事，不要越俎代皰，要讓有關官員去治理，曾國藩引用《論語》的話“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二、不終，也就是不善終。古人說：“日慎一日，而恐高位不終。”為什麼一天比一天謹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終嗎？曾國藩歎道：“居高履危而能善終者鮮矣。”林則徐也喟然長歎：“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地位益高，生命亦危。”
一般人隻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處於花團錦簇之中，而沒有看到他們正處於荊棘、隱阱和泥潭之中，他們正處於各種矛盾漩渦的中心，稍有不慎，就會遭遇殺身之禍。即使沒有殺身之禍，倘若官做得越久，那麼他的弱點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恥笑的把柄也就越多。這樣的例子還少嗎？
曾國藩說：“處大權大位者，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終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三、不勝。也就是不勝任。孔子說：驚心動魄啊！好像朽索駕馭著六區烈馬；萬分危懼矣，仿佛將要陷入無底的深淵。這就是說唯恐自己不能勝任。方望奚說：漢文帝做皇帝，時時謙讓，好像不能安居，不也就是說的不能勝任嗎？孟子說：周公遇到與自己有不合的人，他就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不也是擔心自己不能勝任嗎？為什麼曾國藩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總是瀟灑不起來，得意不起來，不也是擔心自己不能勝任嗎？
北京乃帝王之都，自明成祖迄清中葉四百年間，北京的官僚腐化，已成積習。風氣所布京城以至各省，由政治以至軍隊，上下形成一種癱瘓狀態，以致於有太平天國的興起。
曾國藩生長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一見當日政治、軍事的腐化，早日戚焉憂之。鹹豐初立，下詔求言，曾國藩乃直言不諱，批評朝政。其言曰：“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入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疾，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整，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氣無歸縮是也。
“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有艱巨，國家必有缺才之患！”
政治情況如此，至於軍事情況又如何呢？曾國藩奏曰：“兵伍之情況，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為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為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遊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危，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論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如此腐敗的部隊，實與寇匪無異。故此，曾國藩一連三疏，直接敬誡鹹豐皇帝，第一，不要僅僅注意瑣碎小節，而忽視國家大計。漢之陳平、高祖不問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忖，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上臣所謂了瑣碎之風也。第二，不要徒尚文飾，忽略實政，去歲下詔求真言良策，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聞臣奏請刊布禦製詩文集，業蒙允許，今皇上春秋鼎盛，稍一遲數年再行刊發，昭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第三，不要拒聽真言，而長驕矜之氣。黜陡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成威棱，臨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自今軍務報警，使廣西而不遽平，固有外所同慮也。然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則此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者也。”
不終、不勝，曾國藩體會。鹹豐時，曾國藩以直言著於世。而曾國藩居然連皇帝要出一冊詩文集，也要諫阻之，說他年紀尚輕，不必靠文字來出風頭。這樣的大膽，實乃強直之風。而鹹豐居然也能接受警告，以容納諫，此為曾國藩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