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用兵打仗的戰術方法是：我方的兵力十倍於敵人時，便把敵軍圍困起來加以殲滅；我方的兵力五倍於敵人時，便對敵軍發起猛烈攻擊；我方的兵力二倍於敵人時，就要設法戰勝敵軍；敵我雙方的兵力相當時，就要設法分散敵軍各個擊破；我方的兵力少於敵軍時，就應該設法防守；我方的實力不如敵軍時，就應該避免與其交戰，因為，弱小的軍隊如果一味硬拚，就必然被實力強大的軍隊製服擒獲。
將帥是國家的支柱，對國君輔佐得周詳嚴密，國家就必定強盛；輔佐得有缺陷漏洞，國家就必然衰弱。
國君對軍隊的危害有三種：軍隊不能夠進攻而強迫軍隊進攻，軍隊不能夠撤退而命令軍隊撤退，這是對軍隊的束縛；不懂得軍隊的管理，卻幹預軍隊的管理政務，就會使將士們困惑不解，不懂得軍隊作戰的權謀變化，而參與軍隊的指揮，就會使將士們疑慮重重。全軍上下既迷惑又疑慮，各諸侯國乘機進犯的災難就會到來了。這就是所謂的自亂軍隊，而在無形中使敵國取勝。
所以，預見勝利有五個方麵：能準確判斷仗能打或不能打的，勝；知道根據敵我雙方兵力的多少采取對策者，勝；全國上下，全軍上下，意願一致、同心協力的，勝；以有充分準備來對付毫無準備的，勝；主將精通軍事、精於權變，君主又不加幹預的，勝。以上就是預見勝利的方法。
所以說，既了解敵人，又了解自己，便能百戰百勝；不了解敵人隻了解自己，勝敗可能各半；不了解敵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會每戰必敗。
《謀攻篇》所講的內容既是軍事謀略，又是政治和外交謀略。在孫子看來，要征服敵國，可以采取軍事手段，以戰爭解決問題，但這卻不是最高明的做法。他指出，即使“百戰百勝”也非“善之善者”，隻有兵不血刃而達到目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最高明的手段。孫子崇尚的是謀略，而不是鐵血殺戮，因而提出了“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軍事理論。
接著，孫子提出國君與軍隊之間的關係，主張國君不宜幹涉軍隊的具體指揮事務，否則將會自亂其軍而使敵人獲勝。孫子還提出了判斷勝利的五種方法：“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這五個條件與《始計篇》中的“五事”和“七計”相輔相成，體現了孫子思想的完整性。
最後，孫子提出了本篇另一著名的軍事思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如今，這一思想的價值已遠遠超出了軍事領域，被運用於處世、經商等各個方麵，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第四篇 軍形篇
孫子說：
從前那些善於用兵作戰的人，總是預先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並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時機。做到不被敵人戰勝，其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否戰勝敵人，則在於敵人是否出錯給我們以可乘之機。所以，善於用兵打仗的人隻能夠做到不被敵人戰勝，而不能使敵人一定會被我軍戰勝。所以說，勝利可以預見，卻不能強求。
當無法戰勝敵人時，應該注意防守；可以打敗敵人時，應該發動攻擊。實行防守，是因為兵力不足；采取進攻，是因為兵力有餘。善於防守的軍隊，隱藏自己就像深藏於不可知的地下一樣，無跡可尋；善於進攻的軍隊，展開兵力就像從天而降一樣勢不可擋。所以，善防善攻的軍隊，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大獲全勝。
預見勝利不能超過平常人的見識，算不上最高明；交戰而後取勝，即使天下人都稱讚，也算不上最高明。正如舉起秋毫稱不上力大，看見日月算不上視力好，聽見雷鳴算不上耳聰。古代所謂善於用兵的人，隻是戰勝了那些容易戰勝的敵人。所以，真正善於用兵的人，沒有智慧過人的名聲，沒有勇武蓋世的戰功。而他們既能打勝仗又不出任何閃失；之所以不會有差錯，是由於他們所采用的作戰方針是建立在必勝的基礎上的，他們所戰勝的是已經陷於必敗境地的敵人。所以善於打仗的人，不但使自己始終處於不敗之地，也決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擊敗敵人的機會。
因此，打勝仗的軍隊，總是先創造必勝的條件，然後再尋找機會與敵人交戰；而打敗仗的軍隊總是先與敵人交戰，然後在戰爭中企圖僥幸取勝。善於用兵打仗的人，能夠修明政治，明確法度，所以能夠掌握決定戰爭勝負的主動權。
兵法中有五個用來衡量勝負的因素：一是“度”，即估算土地的麵積；二是“量”，即推算物資資源的容量；三是“數”，即統計兵員的數量；四是“稱”，即比較雙方軍事的綜合實力；五是“勝”，即得出勝負的判斷。土地麵積的大小決定物力、人力資源的容量，資源的容量決定可投入部隊的數目，部隊的數目決定雙方兵力的強弱，敵我軍事實力的不同，最終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所以，獲勝的軍隊對於失敗的一方而言，就像用“鎰”（一鎰等於24兩）與“銖”（一兩等於24銖）相比較，占有絕對的優勢；而失敗的軍隊對於獲勝的一方而言，就像用“銖”與“鎰”相比較處於絕對劣勢。軍事實力強大的勝利者指揮士兵作戰，就像積水從千仞高的山澗衝決而下，勢不可擋，這就是強大軍事實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