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
這個簡短的學規，集儒家經典思想於一身。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讓學生明確封建綱常的“義理”，並把它見之於身心修養，以達到人人自覺維護封建統治的最終目的。其次，它要求學生按學、問、思、辨的“為學之序”去“窮理”、“篤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為實際生活與思想教育的準繩。總的來說，它要人們知道封建倫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賦，封建道德倫理是永恒的神聖的，人們必須循此為學。
為官經驗
朱熹一生以治學為主，其間斷斷續續有過一些為官經曆，最高曾作過四十多天的帝王師。在腐朽飄搖的南宋，朱熹置身於學問，朝廷屢詔不應，而一旦出去為官，便恪盡職守，剛正不阿，力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為官之德
古人早已發現，官員的道德水準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存亡。《左傳》指出：“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賄彰也。”《後漢書》也說：“治亂之要，其本在吏。”為此，曆代有遠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後提出了大量官德規範，以之製約官員言行。
朱熹一生宦海沉浮，對官德之感更是深刻。他提出了不少頗有價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張。
（1）凡事公道的近民思想
朱熹深受儒家重民傳統的影響，對當時官員普遍缺乏愛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無意於民”的現實甚為不滿。他明確主張“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平易近民，為政之本”。要求當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愛民，不求聞達。”
在封建官場，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循私舞弊是相當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體會說道：“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對此，朱熹指出：“官無大小，凡事隻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隻得個沒下梢。”
具體而言，一是在用人問題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二是在處理政務時要保持“至公至誠之心”，不可上下相瞞，“唯務私己吝權”；三是在對待國家財產時要公私分明，不可“把為自家私恩”。
（2）愛養民力的親民思想
朱熹認為，官員要使百姓擁護自己，首先就要做到“臨民以寬”，注意愛養民力，存恤百姓，減輕對他們的剝削。
他針對當時一些人打著寬政的旗號，屍位素餐，荒於政事，甚至惑於“陰德”之論，不敢大膽懲處害民之徒的情況，明確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就必須嚴格管理，嚴肅法紀，嚴懲害群之馬，把“臨民以寬”與為政以嚴統一起來。
（3）律己清廉的守本思想
朱熹認為，清廉、勤勉和謹慎是為官的“本分”。朱熹對清廉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不能貪財，二是重視自守。
朱熹認為，“仕宦隻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這當然不是“教人求退”，“隻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進耳”，重要的在於做好自己分內之事，而不是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
（4）恪盡職守的敬業思想
朱熹特別強調，官員應盡職敬業，他主張“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並對幾種不良官風提出了尖銳批評。
一是“不見吏民”。當時相當一部分官員為圖省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對百姓的呼聲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無處伸訴”。朱熹認為這種官員是“不仁之人”，已喪失了最起碼的憐憫之心。
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員懶惰成習，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朱熹批評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隻是壞於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隻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