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看來，兒童必須學習和掌握的“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畏隆師之道”方麵的倫理道德皆蘊藏於儒家經典之中。他在《朱文公文集》中說：“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他認為，儒家經典是小學教育的基本內容。
在朱熹平生編寫的大量著述中，兒童用書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論語訓蒙口義》、《易學啟蒙》、《小學》、《四書集注》、《童蒙須知》等，都是他親自編寫的兒童讀物。其中，《小學》一書尤為著名。
《小學》分內外篇，共六卷。內篇有《主教》、《明倫》、《敬身》、《稽古》等四卷，外篇有《嘉言》和《善行》兩卷。全書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作為準繩，采擷儒家經典中尤其是禮書中的文句編連而成，主要是介紹一些最基本、最淺顯的道理。《小學》麵世之後，被列入學官，受到全社會的重視，在士大夫和民間廣為流傳。這本書在明朝傳入朝鮮，經過著名學者金宏弼等的提倡，備受儒林的推崇，認為這是淑世教民最切要的著作。後來，《小學》又被政府指定為朝鮮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屢屢翻刻印行，廣頒於國中。
朱熹認為，對兒童的教育，大道理一定不能多，那些東西孩子理解不了，重要的是要求他怎麼做。所以，他的另一本名作《童蒙須知》重在規範兒童的行為。全書分為衣服冠履、語言步趨、灑掃涓潔、讀書寫文字、雜細事宜等五部分，按“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的順序來編排五章，邏輯性和指導性很強。
學其事，窮其理
朱熹認為，教育應根據年齡、階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古代傳統教育中的教育階段劃分隻有“大學”和“小學”。在朱熹以前，劃分它們的原則基本上有兩個，即從年齡階段上來劃分（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和從心理成熟階段上來劃分（如《白虎通德論》）。這兩個劃分原則都被朱熹吸收進自己的學說，不過，朱熹剔除了這兩個劃分原則裏所包含的知識教育內容，而隻是從人的道德發展的角度來進行論證。
朱熹在他的《大學章句序》裏說，上古時候的學製，分為“小學”、“大學”兩個階段。從王公以下一直到庶人的子弟，八歲開始入小學，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等比較簡單的禮節，以及禮、樂、射、禦、書、數方麵的基礎知識。到了十五歲的時候，從天子到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庶民子弟中的學業優秀者，要入大學，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學問。朱熹認為，小學和大學是古人為學的兩個階段，兩者的分工是“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
按照朱熹的看法，在小學教育階段，隻需要教給兒童怎麼樣去做，而無需告訴他們為什麼應該這麼做。比如，對待朋友應該誠實，隻需要讓兒童按照這條準則去做就行了。但在大學階段，就不是如此，而需要讓人明白為什麼應該這麼做，比如對待朋友為什麼應該誠實，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誠實。
朱熹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劃分，是因為有些道理是小學階段的兒童所不能理解的，隻有到人“有識”（具有自我判斷的能力）之後，才能夠理解它們。從這一點來說，朱熹對大小學教育階段的劃分，在精神實質上是以兒童的心理成熟程度為依據的。
盡管有教育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小學與大學是完全無關的兩個階段。恰恰相反，在朱熹看來，小學乃是大學的基礎，而且小學的功夫做得深，大學就愈能夠取得成效。遠古的人因為在小孩子的時候學得好，就已經具備了聖賢的坯模，隻是沒有聖賢那麼多“識見”，所以長大後再入大學學習，以“長許多識見”。而如今的人之所以不如古人，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了小學的一段功夫。
朱熹的這些教育思想，對現在教育仍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書院的言行規範
在古代，為培養弟子學徒的館舍專門製定相應的言行守則，是很普遍的。如管子的《弟子職》就是一例。它由管子根據當時官、私講學的經驗寫成，規定了學生應該遵守的學習和生活紀律，內容詳盡全麵，對學生們的言行起到了很好的規範、教育作用，也促進了他們的學習。
朱熹的教育實踐和經驗十分豐富。他曾經在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講學，還創辦寒泉、竹林等精舍，弟子數以百計。他也十分注重用儒家的禮來規範學生的行為和思想。
朱熹認為，古代聖賢教人為學的目的，“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他不滿於當時許多書院學規的淺陋，不能得古人深意。所以，他“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諸楣間”，要求學生“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這便是朱熹親手製定的《白鹿洞書院學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