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辦事拖拉。朱熹針對當時官府往往文案積壓，許多事情久拖不決的情況，主張一日了畢一日事。他說：“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四是貪圖享樂。朱熹說：“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當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盡力職事，處理公務，而是如何吃喝玩樂，這與孔子“敬其事而後其食”的古訓背道而馳。
朱熹還認為：“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要求為政者處處謹慎從事，“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發展農業生產
中國古代曆朝以農為本，積極提倡發展農業，這對古代農耕文明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作為一個政客文人，朱熹也將農業生產置於核心地位。
南宋時戰爭頻發，外辱內困，社會動蕩不安，財政極度匱乏。朱熹深有感慨。他在《朱子文集》卷十六中說：“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之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然陳願予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貸無所售。魚是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之者，蓋亦不少”。這是朱熹對南宋社會百萬生靈，饑困難當，宛轉呼號悲慘景象的真實寫照。
民不聊生的慘狀激起了朱熹的無限憂思。為此，他提出了“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的主張，並明確指出關於農業管理的五條具體做法：其一，興修陂塘水利；其二，改造土壤和改進種植方法，其三，嚴禁宰殺耕牛；其四，注意農時季節；其五，因地製宜，多種經營。提出了重農業、防流移、修荒政的思想。
朱熹將農業生產看作人們生活和封建社會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他說：“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
顯然，朱熹的這種思想是頗有見地的，它繼承了中國古代“民以食為天”的傳統思想。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並非如時人泛泛而談，而是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係列有針對性的農業管理基本思想。
朱熹認為，官吏雖然不在於直接參加農業生產，但是組織和管理生產當是應盡職責。他指出：“當職久處田間，習知檣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協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所以土脈疏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在朱熹看來，百姓耕種不勤，耘耨不細，田間管理不善，苗稀草盛，此等責任應歸咎於州縣官吏“勸課不勤”，沒有盡到應有之責。
朱熹的這些思想充分體現了他憂國憂民、辯證的觀念，以及實事求是的精神，對促進農業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為農業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財政管理與經濟發展
財政賦稅與經濟發展是國家的生命線，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然而，南宋的財政狀況實為難堪。
朱熹曾在《語類》中作出了這樣的分析：“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為自家百姓，便不恤。”此分析應該說是頗有見地的，“罷冗費，悉除無名之賦”，可謂是一針見血，抓住了當時社會的要害問題，也反映了他對國家對族的強烈憂患意識。
那麼，朱熹的財政與經濟觀點又是怎樣的呢？
主要有四個方麵：（1）主張“薄賦”，“省賦”，反對“重斂”；（2）主張“務本”，“節用”，反對開支無度；（3）主張“賑民”，“減賦”，致力革除弊政；（4）主張加強貨幣流通，反對銅錢外流。
朱熹的財政管理思想有利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穩定人民生活，恢複農業生產和社會秩序。朱熹關於輕賦役、蘇民力的主張，對農民多少有些好處。尤其他始終把簡省賦役與穩定農村生產秩序緊緊聯在一起，這不能不說他比當時一般封建統治者具有更深遠的眼光。
朱熹說，每當他看到百姓破產流亡和讀到唐代詩人韋應物的詩句“身多疾病思田裏，道有流亡愧俸錢”時，“未償不低徊愧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