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總結這次治病服藥的教訓，劉禹錫特把這件事的經過寫成文章，題為《鑒藥》，以示後人。
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
劉禹錫是唐代對於唯物主義學說作出比較重要貢獻的思想家。他作《天論》，闡發其對“天”的認識，意在對柳宗元的《天說》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劉禹錫最傑出的哲學思想智慧在於他獨創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學說，他的《天論》分為上、中、下3篇，補充了柳宗元《天說》中提出的“天人各不相預”的學說，並作了進一步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頗具特色的宇宙觀，說天國沒有意識，不是上帝，而是“有形之大者”，即最大的東西；天的日月星“三光”，以地上的“山川五行”為基礎；天是清、輕，地是濁、重，“濁為清母，重為輕始”，故地為天的根基。他認為，整個宇宙存在的基礎是物質性的“氣”，清濁二氣的變化，陰陽二氣的作用，促成萬物生成；先有植物，後有動物；人則是動物中最有智慧的，能夠掌握自然界的規律而作用於自然界。
首先，他區別了“天”與“人”。他認為，“天”即自然，不論天的日月星“三光”，還是人的頭目耳鼻和其內髒器官的根本，都是客觀的物質存在，認為“自然說”是對的。
其次，他獨創“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學說。在他以前的唯物主義者多強調自然規律的普遍性和絕對性，而忽略抹煞社會生活的特殊性和人的自覺能動性，以致陷入宿命論或偶然論。他認為天、人各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自然界萬物循以強勝弱的法則，而人類社會則以“是非”觀念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準則。“天”與“人”互相製約，互相消長，交互爭勝。
其三，劉禹錫認為，在社會關係上隻要做到“法大行”，就能達到“人勝天”。
劉禹錫雖以封建的“是非”觀作為封建宗法的社會秩序準則，然而，他的“天與人交相勝”學說，已提示客觀世界與人的既對立又聯係的辯證關係，這一進步觀點，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很有價值的。
劉禹錫還對宗教迷信產生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如果“法大行”，人們就不會迷信宗教，祈求“天”的保佑；如果“法大馳”，人們就必然相信天命，而產生有神論。劉禹錫雖不能科學地闡明有神論產生的根源，但他從社會和認識兩方麵去揭示有神論產生的條件，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的理論貢獻。
劉禹錫的思想政治智慧
劉禹錫是個“憂國不謀身”的政治家。《舊唐書》說，永貞末，“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與之圖議，言無不從”。這說明劉禹錫是永貞革新的主要成員，起著軍師的作用。在永貞革新時，劉禹錫任屯田員外郎，判支度鹽鐵案，幫助杜佑，王叔文方管理財政，實際他參與了整個改革方案的製訂。這次革新他們罷黜了大貪汙犯李實的京兆尹（京城長官）職務，免了百姓所欠租賦，不準以皇宮名義到市場低價強買，放出宮女與樂女九百人和家人團聚等，這些措施，連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正史也說“人情大悅”。在他們準備削弱藩鎮和宦官軍權時，遭到了政敵反撲，革新失敗了。
革新失敗了，劉禹錫降職遠貶了，但他政治家的本色沒有變。思想政治觀點沒有變，他的詩文中流露出許多難得的思想政治智慧，略舉一些如下：
（1）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雖然在永貞革新中，他想削弱藩鎮軍權，以“不戰而能屈人之兵”沒能實現，但當朝廷被動征討取得勝利時，他還是異常興奮的，寫了《平蔡州》、《城西行》、《平齊行》等六七篇詩文，嘔歌朝廷的勝利，國家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