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領導者難免會遇到一些難以管理的下屬，在經過挽救後，其仍然我行我素，那就不防運用“殺雞儆猴”的策略，對出現了違規行為的“雞”加以懲罰，意欲違規的“猴”會從中深刻地意識到組織規定的存在，從而加強對自己行為的約束。
當然，領導者必須注意，管理下屬應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對能挽救和值得挽救的下屬應給予改正的機會，切忌因“殺雞”而失去人心。
“予之為取”的管理之道
管子在《牧民》中指出了老百姓的四惡：惡憂勞、惡貧賤、惡危難、怕滅絕。
之後，管子又進一步說：“刑罰繁多而老百姓不害怕，政令就難以執行下去；殺的人很多而老百姓心中不服，則君主的位子就很危險了。所以我們順從老百姓的四欲，那麼其他的國家百姓也會不召自來；行其四惡，本國的老百姓也會叛離。”
最後，管子總結道：“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管子對人性的深刻觀察實在令人驚歎。
人首先是自然的動物，吃飯穿衣，繁衍子孫，這是人本能的需求。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五層次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雖然管子並沒有係統的心理學思想，但是，他從國家社稷的根本利益出發，對民心的把握是很深刻的。貧賤、滅絕，其實即是生理的需要；安墜則是對安全感的需要；“衣食足而知榮辱”更是低級需要滿足之後的高一級的需求。
無論是從政治倫理還是人心好惡的把握，管子都把人當作自然、社會中的人來看。他深知人心的好惡，於是提出了“予之為取”的主張，使管理者對被管理者的索取變得隱蔽起來。
“予之為取”確實很高明。所謂“予”，其實就是統治者在政治、經濟上對老百姓采取寬惠的政策，“取”則是獲取百姓的部分勞動成果及支持，以期達到富國強兵、政治上稱霸的目的。管子不但對民心有深刻的把握，其政治手腕的運用也十分嫻熟。他深知，給老百姓什麼，哪怕是很小的好處，他們都會高興的，而從老百姓手裏拿走什麼，不論多少，他們總是不太痛快的，這就是所謂“予則喜，奪則怒”。
“予”是手段，“取”是目的，這是我國古代頗具影響的謀略思想。隨著社會的發展，管子“予之為取”的謀略也被成功地運用到各種經濟活動之中，被演繹發揮得淋漓盡致。
美國雀巢公司擬在印度莫加地區建立一家奶製品廠，但那裏飼養的奶牛常常染病，多數農民隻能生產自家飲用的牛奶，根本沒有多餘的牛奶可供出售。麵對這種情況，雀巢公司不是改變計劃另尋產奶基地，而是在此地設立免費服務處，向農民提供治療奶牛疾病的藥品，並出資幫助挖掘新水井。這一高明之“予”，不僅使奶牛健壯了，出奶量猛增，而且雀巢公司的奶源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從以上實例可以看出，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予之為取”、“欲取先予”不失為一種高明的“投入產出”觀。因為從表麵上看，未取先予有吃虧之嫌，但從長遠看，企業隻要能贏得消費者情感的認同，就能獲得整體上的經濟效益。
其實，企業管理者不僅對待消費者應“予之為取”，對待企業內部員工更應如此。管理者施行各種激勵措施，做好員工的待遇、福利方麵的工作，讓員工嚐到甜頭。俗話說：“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員工嚐到了甜頭，就會產生知恩圖報的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下，他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