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智慧
管子的思想中有許多可貴的地方，如主張法治，指出全國上下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依法辦事；非常重視發展經濟，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十分重視人才的任用，主張“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主張尊重民意，“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重視為人處世的方法，“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信也者，民信之”，“吝於財者失所親”，“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管子的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
當然，管子是春秋時代的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曆史局限。如為齊桓公創立霸業而加重人民的負擔、在改革中主要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等。雖然如此，管子仍不失為一位智者，對曆史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不以自己的好惡識人
管子善於識人，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向齊桓公舉薦人才上，而且從他對齊桓公的評價上也可以看出來。
據《管子·大匡》記載：
齊僖公生有公子諸兒、糾與小白。齊僖公委派鮑叔輔佐小白，鮑叔不願意，稱病不出。
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鮑叔，說：“為什麼不出來做事呢？”
鮑叔說：“先人講過：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現在國君知道我不行，才讓我輔佐小白，我是不願意的。”
召忽說：“你若是堅決不幹，就不要出來，我暫且向君王保證說你要死了，他就一定會把你免掉的。”
鮑叔說：“你能這樣做，哪還有不免我的道理呢？”
管仲說：“不行。主持國家大事的人，不應該推辭工作，不應該貪圖安閑。將來繼承君位的，還不知道是誰。你還是出來做事吧。”
召忽說：“我看小白一定當不上繼承君位的人。”
管仲說：“不對，全國人都厭惡公子糾的母親，以至厭惡公子糾本人，而同情小白沒有母親。諸兒雖然居長，但品質卑劣，前途如何還說不定。看來統治齊國的，除了糾和小白兩公子，將無人承擔。小白的為人，沒有小聰明，性急但有遠慮，不是我管夷吾，無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禍加災於齊國，糾雖得立為君，也將一事無成，不是你鮑叔來安定國家，還有誰呢？”
召忽說：“百年以後，國君去世，如有違犯君命廢棄我之所立，奪去糾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願意活著；何況，參與了我們齊國的政務，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廢除，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管仲說：“我作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國家以主持宗廟的，豈能為糾個人而犧牲？我要為之犧牲的是：國家破、宗廟滅、祭祀絕，隻有這樣，我才去死。不是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來。我活對齊國有利，我死對齊國不利。”
鮑叔說：“那麼我應該怎麼辦？”
管仲說：“你去接受命令就是了。”
鮑叔許諾，便出來接受任命，輔佐小白。
由此可見，管仲在小白還未就位之前就看出他將來未必沒有成就。這一點上，管仲要比鮑叔、召忽更有遠見。
到了小白繼位成了齊桓公，經鮑叔籌劃管仲安全由魯國返回齊國。之前，齊國施伯對小白也有一番評價：“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施伯看不起齊桓公，認為齊桓公性急而極為驕傲，雖得賢才，也不一定懂得使用。正因為施伯的這番言論，魯國國君才放心地讓管仲返回了齊國，從而成就了齊桓公的春秋霸業。
比較施伯與管仲識人。施伯識人流於表麵，隻知齊桓公“惕而亟驕”，而不知齊桓公“有大慮”。而管仲識人則更全麵，他曾說：“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在管仲看來，齊桓公性急，非屢經挫折不能覺悟，但終有悔悟的一天。事實也證明，管仲對齊桓公的評價是正確的。
“管仲識人”提醒我們，識人不能隻流於表麵，不能隻憑自己的好惡妄下結論。從個人的主觀偏見出發來識人，就難以全麵地認識一個人。選賢用能，必須把個人的感情置之度外，拋開自己的好惡，以整體利益為重，以事實為根據，以實踐為標準加以檢驗，如此才能選到真正的人才。
凡事應當機立斷
管子曰：“時至則為，過則去。”
時機到了就要有所作為，否則時機一過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管子主張，凡事應該當機立斷。否則，機會就會一去不返。
那麼，為什麼大多數人都不能做到當機立斷呢？
管子認為，人之所以不能當機立斷是因為優柔寡斷的緣故。
據《管子·小匡》記載：
管仲拜相三日後，齊桓公找他談話：
齊桓公說：“我有三大惡行，還能把國家治理好麼？”
管仲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您有什麼惡行。”
齊桓公說：“我不幸嗜好狩獵，不分白天黑夜地馳騁山林，打不到獵物絕不回朝，諸侯國的使者來了帶不回訊息，百官奏事無人批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