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孟子的“人性本善”與荀子的“人性本惡”具有相同之處，即棄惡揚善。
沒有惡，就無所謂善；沒有善，亦無所謂惡。惡與善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正因為有惡的存在，人們才愈加感受到善的可愛，從而激發人們積極向上、勇往直前地去追求真、善、美；同樣，正因為有善的存在，人們才愈加感受到惡的可憎，從而激發人們毫不留情地去同假、惡、醜作鬥爭。
然而，直到今天，惡還未從人們身上退去，還在發生作用。因此，我們要隨時準備同心理的、生理的、行為的、物質的、精神的惡作鬥爭，做一個勇於正視惡而戰勝惡的強者，而決不屈服於惡甘當惡的俘虜。
培養溫和敦厚的品德
早在《詩經》、《尚書》、《論語》等先秦典籍中，就有關於君子溫柔敦厚品德的論述。
荀子繼承了這一思想，認為溫柔敦厚是君子人格的主要特征。荀子在說明天子的品格和作為時，就曾引用《詩經·大雅·抑》中的話：“《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認為溫柔敦厚，是道德的根本和基礎。
在荀子看來，作為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一個重要標準，君子應該將溫柔敦厚作為自己的內在品質。
那麼，溫柔敦厚的品德又是怎樣的呢？
荀子在《不苟》中說：“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直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
意思是說，君子寬和卻不怠慢，有棱角卻不刺傷人，善於論辯卻不強辭奪理，明察卻不偏激，正直卻不盛氣淩人，堅強卻不殘暴，溫順卻不隨波逐流，恭敬謹慎卻大度。
荀子在《不苟》中又說：“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愨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違；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
也就是說，君子誌向遠大時就要順應天地的自然規律，誌向小的時候就要謹慎地遵守禮義的約束；聰明而且處事精明觸類旁通，愚笨就能端正忠厚而且守法；受到重用就能做到謹慎地進退，不被重用就會遵守禮義而且自愛；高興時能和順而且守禮義，憂愁時能默默地回避；顯達時談吐高雅而且精明，窮困時能語言簡約而詳盡。
荀子認為，在順境時，君子能恭恭敬敬而不輕舉妄動；在逆境中，君子能警惕莊重，恬靜守理。
荀子還指出，君子應該愛憎分明，即“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應該光明磊落，錚錚鐵骨，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
此外，荀子認為，君子能夠“與時屈伸，柔以若蒲葦”，能夠兼收並蓄，“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
總之，做人必須培養自己溫和敦厚的品德。具備了這一品德，才能在順境、逆境之中沒有憂愁；才能凡事順利沒有阻礙；才能一生幸福沒有災禍。
與時屈伸的處世之道
荀子十分讚賞寧武子，認為他那種聰明的表現別人還能做到，而他在亂世中為人處世的那種包藏心機的愚笨表現則是別人難以做到的。
寧武子是春秋時衛國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諡號。
寧武子經曆了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個朝代國家局勢完全不同，他卻安然做了兩朝元老。
衛文公時，國家安定，政治清明，他把自己的才智能力全都發揮了出來，是個智者。
衛成公時，政治黑暗，社會動亂，他仍然在朝中做官，卻表現得十分愚蠢魯鈍，好像什麼都不懂。但就在這愚笨外表的掩飾下，他為國家做了不少事情。
荀子曾不止一次讚歎寧武子的那種不惜裝愚來做利國利民之事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講，寧武子是不折不扣的為人處世的高手。
荀子曰：“君子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君子適應時勢能屈能伸，柔順得像蒲葦一樣，這不是出於膽小怕事。
人應根據時勢，需要屈時就屈，需要伸時就伸。屈於應當屈的時候，是智慧；伸於應當伸的時候，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隱匿自我，伸是高揚自我。屈伸之道是一種智者的處世智慧，沒有一定的修養是難以做到的。
當然，荀子提醒我們在惡劣的環境裏柔順得像蒲葦一樣，不是向環境屈服，不是真的渾渾噩噩，更不是改變自己的信念和操守，而是以退為進，以愚守智，不去做無謂的犧牲，不去授人以柄，而是麻痹對方，養精蓄銳，等待時機。
在現實生活中，大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是正常的，清明的，但也難免遇到小環境不好的情況。比如，有的單位人際關係很複雜。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妨“愚鈍”一些，不去說三道四，不鋒芒畢露，不四處樹敵，不卷入人際關係的是非之中。如果實在不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再如，生活中發現了壞人壞事，不要魯莽地硬碰硬，而是要冷靜以對，通過有利於保護自己的渠道與壞人壞事作鬥爭。
事實上，荀子並不是教我們耍詐，而是教我們在惡劣的環境中如何既堅持正義，又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