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讓時間來證明吧。”柳一江心頭一震，知道自己粘上了一個不簡單的女人。他想，要是單紅霞、林雨蟬與韓梅合成一個女人該有多好啊！
韓梅點點頭，再不說什麼，還能說什麼呢？男人到了這個份上，你要再說什麼也隻能是多餘。哪一對尋死覓活吵得雞犬不寧的夫妻，戀愛時不是信誓旦旦？
“我這次來，除了專程來看你之外，還有一個不知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想親口告訴你。”柳一江像個厭戰的將領忽然改變了套路，換了話題。
“又升了個政研室副主任吧。”韓梅脫口而出。
“你知道啦？你怎麼知道？”柳一江沒想到韓梅不費吹灰之力就揭了謎底。
“我？你呀，忘了我是誰的女兒啦？你現在就是我放出去的風箏，不管你飛到哪，線的一頭攥在我手裏呢。”
“嗬嗬，你就是如來佛，我即使是孫悟空，怎麼折騰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喲。”柳一江說完，兩人大笑起來。笑畢，柳一江作謙虛狀：“那你說今後該怎麼辦？”
“這種事問我呀，你可是政研室的，政策研究嘛，人家不懂的事都要請教你呢，你可是書記的高參呀。你可不能‘政研政研，瞎話連篇’喲。不過，說內心話，我不想你從事這個職業。”
“為什麼？”柳一江忽然聽到了繼畢根以後第二個人對這種職業不感興趣的話，而這個人竟然是韓梅。
“為他人做嫁衣，這不用說。我隻是一想到你做這個工作，就想起了陳布雷、陳伯達。陳布雷，你不生疏吧？蔣介石身邊的文膽，後來為什麼會自殺？而陳伯達，毛主席那樣有文采的人也盛讚其筆尖利，留在身邊為其捉刀。可後來怎麼樣？還不是無善而終？爸爸說，做這種職業，退一步是大師，進一步是太監。”
柳一江對陳布雷並不陌生。當年的蔣介石迫切希望有一幕僚會動動筆頭，出出主意，又有文采，而找到了才思敏捷、文筆犀利、溫和謙恭、毫無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陳布雷，並將其視為左右手，恩寵有加。陳布雷感激涕零，二十年如一日把自己和一支筆縛在蔣的幕帷之中。人們一會兒把他比作蔣介石的“文膽”，一會兒又把他譽為“總裁的智囊”。蔣介石的重要言論、文章，確實原原本本都在陳布雷的筆下傾瀉而出。可日久見人心，陳布雷意識到跟錯了主，一腔苦水不知向何處傾倒，滿腹難言之隱不知向何人訴說，仰天長歎：“為別人寫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好幾次對他的知友、妹夫、侍從室秘書翁祖望說：“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由主張，軀殼靈魂已漸為他人之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多次向身邊人訴說“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我如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命”。尤其在幾次為蔣介石撰寫的文稿被蔣刪改得麵目全非時，在看到清清爽爽的文稿被弄得像東一堆、西一塊的三色拚盤時，在被主人責令還要作第二次第三次修改時，陳布雷萬分感慨 “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還不如當年辦報當編輯、記者，歎著氣，“啊，倘若讓我重返報界那該多好”！可厭的文筆事務和尖銳的內心煩躁，把陳布雷折磨得心力交瘁，憂憤不堪。他已不能自拔了，最終選擇了自殺。在世人的記憶中，隻留下一襲布料長衫、一介寒儒、一副落拓不羈的模樣。
柳一江看過作家葉永烈的《陳伯達傳》，作家筆下的陳伯達絕對是個絕頂聰明才華橫溢的人。作家在書中描述過這麼一件事情，說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係統地提出他們的看法。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來信，要作出公開答複。中共中央的“秀才”之中有人主張寫一長文，係統地批駁蘇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種種觀點。寫出草稿後，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毛澤東說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話：“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起草任務落到了陳伯達頭上。陳伯達反反複複揣摩毛澤東的那句話，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悟出了毛澤東的本意：莊則棟與張燮林同為中國乒乓名將，打球的風格卻截然不同。莊則棟用的是近台快攻，是進攻型的；而張燮林則是削球手，號稱“攻不破的長城”，擅長防守，能夠救起對方發來的各種各樣的刁球、險球。陳伯達查閱了毛澤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次講話記錄，和王力、範若愚一起，從正麵闡述毛澤東的觀點下筆，寫出了“張燮林式”的文章。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章，正合毛澤東的心意。此文在1963年6月14日發表，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複信》，亦即《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此文闡述了中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的二十五條意見，常被人簡稱為《二十五條》。後來，陳伯達也不無自豪地說：“我的本事就是能把主席的一句話變成《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