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承恩得到張學良的親筆信後，一氣讀完全信，高興萬分，立即將信放到書稿前作序言。由於張學良還在幽禁之中，這篇序言是費盡周折才到蕭承恩手的，所以蕭承恩沒有張揚，將信後的“張學良”簽名以“×××”隱蔽起來。
很快，東京《每日新聞》便搶先連載了《孤島野火》書稿。國民黨當局獲悉後，立即通過其駐日本軍事代表團與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進行幹預，令《每日新聞》立即停止連載該書稿。於是，張學良為《孤島野火》作的序，被國民黨當局視為“越軌”之舉。
蔣介石知道張學良為《孤島野火》寫序後，很生氣，下令：外界寄給張學良的物品不能輕易地不加檢查地送到；張學良寄出的信件必須要嚴加檢查之後才能發出。
1955年5月下旬，蔣介石約張學良會麵。張學良被送到蔣氏官邸。這座官邸坐落在台北衡山腳下中山北路和福建路交界處，名日“士林官邸”，是蔣介石1949年從大陸敗退台灣後一直居住的地方。
蔣介石在和張學良談話中透露，讓其再忍耐些時間，國家還有需要他的時候。此時，蔣介石想試探一下張學良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是否有所轉變，說：“西安事變已這麼多年了，你還有什麼話不好說？”
原來，張學良對西安事變這個問題最不願回答。他曾對一位摯友說：“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說我是被共產黨蒙騙，顯然是罵自己糊塗；如果說是我一時衝動，顯然是罵我自己無能；如果說是‘老先生’（蔣介石）該被扣留，顯然表示我還沒有承認錯誤，與我當時親自護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願不符。所以，我絕不見記者，因為我怎麼說都不行。”
當時，蔣介石正著手編著《蘇俄在中國》一書，需要多方麵資料參考。他對張學良說：“關於西安事變，我們這方麵應變的計劃和資料十分完整，而關於共產黨方麵的資料相當欠缺，你知道的應該不少，空閑的時候，寫一些下來，當作史料保存下來。”
張學良聽後，對蔣介石說：“我原本不想再談西安事變，想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回憶帶進棺材算了。現在總統既然要我寫下來，我就隻好照辦了。”於是，張學良伏案疾書，按著當初自己所想所做所見所聞，據實寫出了回憶錄。他在敘述自己青少年時代的思想時說：“良年方弱冠，屢參戰事，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誌有為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時為懺悔。痛恨日本之對華侵略，年幼時親見日人在東北之橫暴；及長也，明國家之大義。先父之遇難，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無已。念自力不足，國力不強，對國事問題，遂致時生幻想。”在這段話裏，張學良表達了對親日派喪權辱國的憎恨，流露出對蔣介石一心發動內戰的不滿。他看到東北軍上下都有抗日要求，看到共產黨抗日的決心，所以讚同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決心聯共抗日。他在回憶錄中說：“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止對良個人，並已動搖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進剿不能再現成功，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征詢眾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在述及聯共經過、被迫采用兵諫逼蔣抗日，以及在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後立即釋放蔣等重要情節時，張學良用含蓄的詞語委婉說明，團結禦侮不僅是他的主張，也是蔣介石同意了的。（對共產黨）總覺同是中國人，不過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今日可以為敵，明日在某一目標下，又可為友矣。良敢武斷一句，不隻良個人有此錯誤，恐怕過去好些同誌犯了這些錯誤的也不少。張學良這樣寫是指蔣介石而言，因為蔣介石不僅接受了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還親自決定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所以，他的主張並沒有超越蔣介石的國共合作範圍，為實現這一目的的西安事變也沒有錯。
當張學良寫完《西安事變回憶錄》後，右眼患了白內障，視力逐漸減弱。他把回憶錄交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由他轉給蔣介石。蔣介石看後說：“怎麼張漢卿到現在還這樣說！”他讓張群把張學良寫的回憶錄摘要印發給少數高層領導人。張群隻印了30份。而後，蔣介石把張學良的回憶錄轉給蔣經國，並批示說：該文寫得很真實，可以相機運用，作為軍中政治教材。蔣經國把有總統批示的“回憶錄”轉給了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王升。此材料又在總政戰部被縮編為五六千字的短文，由王升批轉給主管文宣的政二處蕭處長，囑咐他在張學良的回憶錄上做做潤色工作，使它成為軍隊教材。豈料蕭處長沒有體會到所謂“相機運用”的真正含義，即將短文交給總政戰部一本刊物上發表，題目為《西安事變懺悔錄》。此刊還未正式公開發行，該文就被台灣《希望》雜誌創刊號搞到手。於是，1964年7月1日，《希望》雜誌搶先向社會披露《西安事變懺悔錄》全文。而後，台北《民族晚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王升副主任見《西安事變懺悔錄》文尾注明的轉載雜誌名稱，竟然是總政戰部的刊名，不覺大驚失色，知道問題出在自己部裏。
此時，蔣介石也在為《西安事變懺悔錄》的公開發表而大為惱火。他立即把蔣經國找來責問，下令把所有刊載這篇文章的報刊，按發行份數限期收繳回來。然而這是不可能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已流傳到海外。不久，香港的刊物也相繼轉載這篇回憶錄，最後，蔣經國隻好處分了幾名與此事有關的人員，這場風波才告平息。
1959年3月，張群以“總統府”秘書長的身份來到張學良幽禁地，向他傳達了蔣介石解除“管束”的命令；為了對張學良負責，需派警員進行“保護”。
張群和張學良人稱“二張”，既是政治上的盟友，又是私交甚篤的朋友。西安事變前後，兩人因政治原因而疏遠，一直沒能謀麵。張學良來台灣幽禁後，張群才又與之恢複關係。1954年6月，張群擔任蔣介石“總統府”秘書長，加強了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溝通。1957年9月，在蔣介石70壽辰時，張學良委托張群向蔣贈送禮物，以表示賀壽。蔣介石通過張群向張學良還禮，回贈了一根製作精美的手杖，讓張學良多走走，多看看，釋心開懷。
此時，張群又帶來了蔣介石的命令，解除了對張學良的“管束”。但是，張學良的住房對麵增設有警務處，任何人欲見張學良都需要警務處人員的批準，否則誰也休想見到張學良。
有一次，一個5歲的王家小孩在張學良住宅附近玩耍，扒開了灌木叢和鐵絲網，看到院子裏坐著一位慈祥的老人——張學良。張學良看見那小孩後，笑著向他招手，示意他到院子裏來玩。於是，王姓小孩就大膽地鑽進院裏，向張學良老人走去。這時，不知從哪兒出來一個持手槍的大漢，對小孩大聲喝斥，把小孩嚇得差點哭出聲來。張學良見此情景，憤怒地責問那持槍大漢：“你怎麼對一個孩子這樣？”他一邊說，一邊走到小孩跟前安慰，然後把小孩送出鐵絲網，目送小孩消失在灌木叢後，才氣衝衝地回到房裏。
1961年9月1日，張學良與趙一荻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們搬進了在台北市郊新北投複興三路新建的住宅。在他們搬進新居的第4天，一位出乎他們意料的朋友周鯨文突然來訪。張學良任東北大學校長時，周鯨文任秘書長，兩人關係甚為親密。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又燃起內戰烽火。周鯨文所領導的東北文化協會、東北政治建設協會的人士為恢複張學良的自由而積極奔走。然而，蔣介石卻說：他與張學良的關係不能以國法公義來論，乃是如父子的私情，他囚禁張學良是愛張學良。1946年1月，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周鯨文以民主同盟成員的立場，向中共代表周恩來請求，希望中共能在此時為張學良的自由有所行動。周恩來接受了周鯨文的請求，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要求。但蔣介石拒絕了這一要求。1947年元旦，南京中央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法實施準備程序》，同時也公布了《大赦令》。周鯨文及東北人士在《大赦令》中找不到張學良的名字，便聚集在上海，向南京中央政府請願。大家一致認為，張學良已被幽禁10年，期限已滿，應恢複他的自由。1948年，周鯨文舉家遷往美國，在舊金山郊外一幢別墅裏專心學問。
周鯨文這次來台北，是出席“國民政府”邀請的陽明山會議。他向台北當局提出先決條件：批準他看望老朋友張學良。經過一段時間後，台北當局批準了他的請求。於是這對闊別25年的老友終得相見。
兩人見麵時，百感交集，有說不完的話題。這次會麵，他們親切交談了6個小時，當時台風襲擊了台北，電線被吹斷。在沒有電燈的情況下，兩人還侃侃而談。在談話中，周鯨文了解到：張學良對明史的研究已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他對基督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和趙一荻一起去做禮拜，信仰極其篤誠；他還精通英文，不僅能說能寫，還用筆名以英文寫闡述基督教義的書出版。
張學良在向周鯨文談與蔣家關係時說：“頭兩年在新竹住，忽然一天接我到台北，讓我一個人在一間大客廳等候，我以為一定是外國人或記者會見我。等了一會，進入客廳的不是別人，而是蔣總統。我沒有見過他已經有數年了，這次見麵我有新奇之感。蔣總統風姿不減當年，見到我後表情上是很親切的，詢問我生活情況和身體健康。我說‘一切很好，請不必勞神掛念。’我並請他多為國家珍重。”
張學良說，他與蔣介石經過寒暄之後，“蔣總統很嚴肅鄭重地對我說：漢卿！你要多保重身體，國家還有重用你的地方。我叫經國和你經常聯係，有什麼事可以向他講。你可以搬來台北住，你和經國商量，看看什麼地方適宜……”
張學良說：“自從和老先生會麵之後，經國先生和我往來兩年時間，我們看了不少土地，這是他和我商量選定這個地方。地皮是公家的，建築費是我自己出的。我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條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條通往蘆溝橋的永定河嗎？早晚眺望可引起對故國山河之思。”
張學良最後對周鯨文說：“經過兩年和經國先生親切往來，我兩人相處得很好，不知什麼緣故，近來不相往來了，據我側聞，好似老先生不教他再和我往來了，我們已經好久沒見麵了。”
1966年7月初，周鯨文又來台北，得知張學良喜搬新居，便找到新址，與張學良敘舊。這時，張學良正參加美國一家神學院的《聖經》函授學習，並且正著手翻譯一本有關基督教的書，致力於宗教研究。
1961年8月初，一架“皇冠”號大型客機從美國舊金山起飛，此時已飛臨台灣上空。機窗前坐著一對中年男女，他們就是張學良與於鳳至的女兒張閭瑛、女婿陶鵬飛。他們於1941年結婚。陶鵬飛是美國加州聖旦克蘭大學教授，他們夫婦此行來台灣是應邀參加“陽明山會議”的。這個會議是蔣介石為壟斷輿論、聯絡海外華人學者而召開的。張閭瑛則是受母親於鳳至囑托，隨丈夫來台灣探望幽禁中的父親張學良。
“陽明山會議”結束後，台北當局邀請與會海外華人學者遊覽台灣風光名勝。陶鵬飛與妻子遊覽了台灣的新竹八景獅子洞、嘉義縣東北的阿裏山和台南的日月潭。但是，他們最大的心願是探望幽禁中的父親。現在，父親幽禁處與他們近在咫尺，而台灣當局卻一再拒絕他們探父的請求。為此，夫妻倆終日鬱鬱寡歡，愁眉緊鎖。他們幾乎找遍了在台灣的張學良當年的部下和朋友，連與父親有聯係的“立法委員”王新衡、“國策顧問”何世禮等國民黨要人都找過了。然而，由於蔣介石早已有密令，所以探父的願望遲遲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