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由於人民的不滿情緒，軍國主義是必要的，它是文明的庇護者與扞衛者——一種權力範圍內的力量。用丁尼生中世紀的話來說，它的真正作用在於：
“打倒異教徒，扞衛救世主。”即打倒暴虐、野蠻與混亂。可是後來歐洲的軍國主義卻不被用來對付混亂與野蠻，反而用來對抗真正的文明，反對中國人民的好政府。這種歐洲軍國主義愈是被濫用，其所耗資的負擔就隻會愈加沉重。
因此，對於歐洲人民來說，要想逃脫被其軍國主義負擔所壓垮的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為獲得我們稱之為的那種普遍自由主義名義下的新的道德文化而鬥爭。但歐洲人民要實現這一點，很難說清要花多長時間。就我個人看來，上世紀歐洲的那種自由主義確已衰退。比肯斯菲爾德伯爵在談到他那個時代英國的自由主義時，說他驚奇地發現其已變成一種實際的政治獨裁。我以為今天歐洲那種自由主義也已經變成了一種獨裁：一種“養尊處優集團”的獨裁。前一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是有文化教養的，今日的自由主義則喪失了文化教養。過去的自由主義讀書並且懂得思想；現代的自由主義為自身利益卻隻看報，斷章取義、隻言片語地利用過去那美妙的自由主義慣用語。前一世紀的自由主義是為公理和正義而奮鬥，今天的假自由主義則為法權和貿易特權而戰。過去的自由主義為人性而鬥爭，今天的假自由主義隻是賣力地促進資本家與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
如果能設想一個在上世紀不得不行殺死國王、險些推翻王權暴舉的十足的自由主義者再生今日，那麼他肯定會用莎士比亞作品中“布魯圖斯”（Brutus）的話來告誡今天的假自由主義者：
難道我們打擊世間的一流人物
隻是為了助紂為虐嗎？難道我們現在
以卑鄙的行賄玷汙我們的手指
出賣我們廉恥的廣闊空間
隻是為了換取可能得到的這麼一堆垃圾嗎？
我寧願做條狗去吠月，
也絕不做這樣一個羅馬人！
然而，我們卻不必絕望。我相信目前的所謂“殖民地政策”運動在歐洲的最終結果，將會是真正自由主義的複興。基佐先生在其關於歐洲文明的演講中，談到中世紀基督教遠征的動機以及其對歐洲基督教國家的影響時說：
“對於最初的編年史家，及其他們筆下的十字軍的最初成員來說，穆斯林教徒是他們憎惡和鄙視的唯一目標；顯而易見，那些如此談論他們的人並不真正了解他們。後來的十字軍參加者的曆史，說起來就十分不同了；很清楚，他們已不再將其看作怪物；並且還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深入到他們的觀念中去；他們彼此住在一起；在他們之間一種勾通關係甚至某種同情已然建立。”因此，基佐先生接著說，雙方的靈魂尤其是十字軍戰士的靈魂，已經從因無知而產生的那些偏見中解放了出來。最後他說：“所以，這是向通往，人類精神解放的一步邁進。”
歐洲這一稱作“殖民政策的現代遠征”，在歐美終將完成人類精神的徹底解放。而這種人類精神的徹底解放，又終將產生一種全球性的真正的天主教文明；這一文明不建立在一個僅僅依賴人的希冀與敬畏情緒的道德文化基礎之上，而建立在依賴人的平靜理性的道德文化基礎之上。它的法令不是出自於外在的某種強力或權威，而是像孟子所說的，出自於人類生來熱愛仁慈、正義、秩序、真理和誠實本性的內在之愛。
在新的文明之下，受教育者的自由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隨心所欲，而是可以自由地做正確的事情。農奴或沒有教養的人所以不做錯事，是因為他害怕世間的皮鞭或警棍以及死後陰間的地獄煉火。而新的文明之中的自由者則是那種既不需皮鞭警棍，也不需地獄煉火的人。他行為端正是因為他喜歡去為善；他不做錯事，也不是出於卑鄙的動機或膽怯，而是因為他討厭為惡。在生活品行的所有細則上，他循規蹈矩不是由於外在的權威，而是聽從於內在的理性與良心的使喚。沒有統治者他能夠生存，可無法無道他則活不下去。因此，中國人把有教養的先生稱作君子（“君”相當於德文Koenig，或英文“King”，“a kinglet”，即一個“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