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英國皇家海軍巴茲爾·霍爾（Basil Hall）上尉訪問朝鮮時，有一位年老的朝鮮下級官吏曾給他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那種彬彬有禮和悠然自在，實在令人欣羨。考慮到迄今為止他很可能連我們的生存方式也一無所知時，卻能在行為舉止上表現出這種得體有禮的風度，僅此似乎已表明而無須別的情形來證實：他不僅已進入到社會上層，而且已達到其所在社會的文明的高度。實際上，讓人感到奇妙的是，在不同的國家，無論社會狀況可能存在多大的差異，其禮貌都是大體相同的。這種優良品性在那位朝鮮官員身上便得了極好的證實。當他樂於我們請他幹什麼和無論我們對什麼事情似乎表示關切的時候，他便立即懷有興趣。他十分好問，一旦發現任何起初使他感到過迷惑的事物的用途時，總是高度地滿足。但他並不一下子過分地表示讚賞之情，他肯定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教養好、觀察敏銳的人。”
我所謂的文明就是如此。一切能夠產生像霍爾上尉上麵所描述的這樣一種樣子的人的社會，便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如果說以上解釋說明了在遠東民族的文明裏有教養者或社會上層的典型特征，那麼已故麥嘉溫（Macgowan）博士下麵對中國人特性的描述，則可說明那種文明對於下層民眾的影響。
麥嘉溫博士說：“在前麵所述中國人的工商業生活中，可以注意到這個民族的一個顯著特征，即他們的結合能力。這種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征之一。對於他們來說，由於生來崇尚權威和恪守法紀的天性，組織與聯合行動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馴良不同於那種精神分裂而招致閹割的民族，而是由於其自我管束的習慣，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務中長期聽任其‘自治’（Self-government）的結果；可以說他們的國家，立於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這些人中最貧窮可憐、最不文明的部分將他們自己置身於一個孤島之上，他們也會像在原來地區生活、受過理性民主熏陶的人們那樣，很快便將自己組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
從以上對遠東民族文明的說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文明本身不可能對歐洲民族構成潛在威脅。然而盡管如此，必須承認，目前在歐洲和遠東之間確實有一種文明競爭在進行著。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競爭似乎並不是一種黃種文明與白種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更似一種遠東文明與那種可稱之為“歐洲中世紀文明”之間的衝突。
任何一個有興趣研究歐洲現代製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來，在通常所謂“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歐洲一直滋長著一種新的道德文化意識，和一種迥異於那可稱作古代中世紀文化與秩序的新社會秩序觀念。在本世紀末，即第一次法國大革命之前，一個名叫杜·克羅斯（Du Clos）的法國人曾說：“Il y a un germe de raison qui commence se développer en France.”（在法國，有一種理性的胚芽正開始滋長）。無疑，一般認為，嚴格說來，今日所謂的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紀法國哲學作家們第一次真正認識並傳播開去的。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為止一直沒有人知道也估計不了這些法國哲學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們對耶穌會士帶到歐洲的有關中國的典章製度所作的研究。現在無論何人，隻要他不厭其煩地去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的作品，特別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就會認識到中國的典章製度的知識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如果它對杜·克羅斯所謂的“理性胚芽”的興起沒起什麼作用，至少對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思想之迅速發展與傳播是起過促進作用的。眾所周知，那種“理性胚芽”最終發展成為自由主義思想，它在本世紀帶來了歐洲中世紀製度的“culbute géneral”（全麵解體）或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