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淵的寬容是有限的——凡是可能死灰複燃的勁敵，他都予以了無情的消滅。不過，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他無情地鏟除失敗的勁敵，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李淵還算得上是個有寬廣胸襟的人。
蘇世長做了諫議大夫後，曾經跟隨李淵外出打獵。李淵因為捉了很多飛禽走獸，非常高興，於是興致勃勃地問隨行群臣：“今天打獵，大家還高興吧？”
蘇世長回答：“陛下遊獵，隻是稍微耽誤了點政事，打獵不足十旬，還談不上高興！”
李淵一聽此言，臉色大變，差點怒火發作，過了好一會兒，才笑著說：“你又狂態複發了嗎？”
能夠在興致被敗，遭受臣下譏諷之後，依然盡量保持平和，這對一個封建帝王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蘇世長還曾在披香殿侍奉李淵飲宴。酒喝到興頭上，蘇世長突然對李淵說：“這披香殿是隋煬帝建造的吧？”
李淵不滿地責備蘇世長：“你的勸告好像挺直率，實際上很多是在裝傻，難道你不知道這殿是朕建造的，怎麼能說是隋煬帝建的呢？”
蘇世長依然不退縮：“臣下我實在不知道這是誰建的，隻不過因為看到這殿像商紂王的傾宮、鹿台那樣豪華奢侈，覺得不是新興帝王所建的罷了。如果是陛下建造的，確實有些不合適。臣過去在武功侍奉陛下，看到你所住的房屋僅夠遮風擋雨，當時您也認為很滿足了。如今陛下繼承了隋朝的宮殿，已經極其奢侈了，卻又要增建新的宮殿，這樣怎能矯正隋朝的過錯呢？”李淵深表同意。蘇世長也真夠大膽的，他居然敢當麵把李淵比作隋煬帝、商紂王這些亡國之君。如果遇到其他帝王，隻怕蘇世長的腦袋要搬家，因為他的話很容易被視為對帝王的侮辱和詛咒。而李淵不僅沒有大發雷霆，反而深以蘇世長的話為然，其胸襟氣度可想而知。
但奇怪的是，曾因魏征多次直諫而惱羞成怒，大叫著“會須殺此田舍翁”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納諫方麵享有崇高的聲譽，而比他更難能可貴的唐高祖李淵卻很少有人提及。這恐怕是因為曆史不公正的原因呢！
但是，即使是李淵這種納諫如流的人，也有固執己見的時候。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李淵任命在宮廷跳舞的胡人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散騎侍郎是五品官，職責是規諫皇帝。
禮部尚書李綱反對李淵的這一任命：“古代樂工就不能與士人並列，即便是像晉樂師子野、魯樂師師襄那樣賢德的人，也都是世世代代不得改變職業。隻有北齊在快亡國的時候才封曹妙達為王，任命安馬駒為開府，凡是國君都應以此為亡國之鑒。如今天下剛定，建功立業的功臣還沒有完全得到獎賞，有才華的飽學之士也多留在民間未得任用，卻先提拔一個跳舞的胡人當五品官，讓他做官佩印，行走於廟堂之上。這不是為後世立規矩的好現象。”
李淵不聽，推托說：“我已經授予他官職了，不能悔改了。”
很顯然，李淵的借口是無力的，誰說皇帝的金口玉言就不能更改？錯了還要堅持，這不是胡鬧嗎？所以連司馬光也對李淵的辯解表示批評，他認為，君主發號施令，要作為子孫後代仿效的規範；一旦不合常規，就會成為禍端。高祖說：“業已授之，不可追也”，如果授得對，可以不追；授得不對，為什麼不可以追回呢？君主不能不把“業已授之”作為戒鑒啊！
此外，李淵雖然曾經讚成提倡勤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自己卻逐漸變得貪圖享樂了。他經常外出打獵，甚至在戰時也是如此；他晚年時有很多內寵，以致於又有了二十個兒子。可見，李淵也不能使自己避免貪圖享樂。由此可知，享樂欲望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李淵作為一位傑出的封建政治家，與其他封建帝王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圍繞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個基本核心的。
但是，李淵之所以成為不同於其他昏君庸主的傑出政治家，還是明顯有其出類拔萃的優秀品質的，他有政治抱負，能夠為了這個抱負付出代價，他有政治遠見，絕不斤斤計較於一時的得失，他以寬廣的胸襟聽取有時非常刺耳的忠告，他能在較大程度上遵守自己頒行的律令。所以，雖然他有一些帝王固有的毛病，但絲毫不能抹煞他作為一名傑出政治家的突出成就。
除了李淵這些為人上的優點，他在執政期間，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法律等諸多方麵都製定、實施了較為開明的政策，使遭受了長期戰亂的社會能夠穩定下來，恢複、發展生產，使飽經滄桑的人們能夠安居樂業……雖然李淵執政時間較短，這些進步措施還沒來得及在他的統治期間充分發揮作用，但這並不能否認這些措施的進步，也不能因此否定李淵在唐朝曆史上的先驅者地位和作用——李世民確實也是一位傑出的創業君王，但他的成就不能抹煞李淵的成就。非但如此，還得承認李世民對李淵的政策和成就還有一種繼承性——正是有了這種繼承和長時間專心致力於國家建設，加上李世民自身的政治才能，他才能有“貞觀之治”的政績。
李淵還是一位頗有謀略的軍事家，但對李淵有成見的讀史人就更容易忽視李淵這方麵的成就了。
在攻克長安之前，李淵是親自帶兵打仗的。他曾有以弱勝強，智克突厥的優異戰績；他以劣勢的兵力擊敗了強大的“曆山飛”起義軍，也顯示出他的軍事才能；在進軍關中途中，他親自統率大軍，采取類似於“蛙跳”戰術的策略，暫時不強攻屈突通據守的蒲反，而分兵兩路，一路西取長安，另一路東拒蒲反、中原之敵，從而順利攻占關中，這是一個絕對優異的成功戰例。
從這些僅有的戰例已經可以看出，李淵確實是一個頗具才能的軍事家。而他在具體戰績上之所以再沒有更大的成就，不是因為他無能，而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再親自領軍打仗。
不過，可以彌補他在具體戰績上的薄弱的是，他建立了更為高超的功績——他以戰略家的卓越才能指揮各路大軍統一了全國。
但是，很奇怪的是，長期以來，李淵作為一位卓越的戰略家始終被人們忽視，正如他的其他突出成就被人們忽視一樣。相反，李淵的次子李世民，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最多隻算得上是一位戰功卓著的將軍，可他的聲譽卻遠遠超過了統率將軍的核心首腦李淵——這個核心首腦，從戰略的高度總體把握著全國的統一進程。
說李淵是位卓越的戰略家，在現有的頗為不公正的史籍記載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證據。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淵就想到要進取關中。如果沒有戰略眼光，他怎能想到關中的重要？如果換作其他人，他們很可能就滿足於割據河東一隅之地，稱寸地之王。李淵不同，他不但知道關中的重要，而且起兵之後，立即進取關中，其戰略遠見非同一般。
在進軍長安之時，李淵決勝於千裏之外，命令李世民兵分兩路，一路繼續向西，進占長安的西部屏障扶風郡，防止隴右的薛舉東犯，另一路繼續迂回進擊長安之西。當東拒蒲反、中原隋軍的李建成、劉文靜部成功完成任務之時，李淵認定東線已不成威脅，果斷抽調東線大軍前往長安，與李世民部會合，圍攻長安，很快攻克長安。
這難道不是一個戰略家的高超表現？
攻克長安之後，李淵立即派遣三路兵馬，分別招撫隴右、中原、山南三個方麵，經過數年之功，三個方向的進攻都取得了巨大進展。當然，三個方向不能同時成為戰略重心，李淵是知道這一點的，因此他循序漸進，先集中力量平定了隴右、河西，再穩定了河東，然後大舉進攻中原，消滅了王世充、竇建德。他的戰略重心停留在北方，因為北方的割據勢力要比南方強大得多。因此在統一北方的同時，南方的統一進程也在繼續。所以，李淵幾乎是同時統一了北方和南方。
在這個統一過程中，李世民確實戰功卓著，但他的功績隻在於統一北方，南方之功另屬他人。
所以，如果說李淵在統一過程中毫無建樹，或者說唐朝統一中國全是李世民的功勞，那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事實是，李淵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不再是一名行軍打仗的將軍，而且比將軍更高一級的戰略統帥，這是符合他的帝王身份的；而李世民，雖然戰功卓著，也最多隻能是位傑出的將軍。戰略統帥沒有將軍，不能實施其戰略；將軍沒有戰略統帥的指揮，不足以建立豐功偉績。因此，在肯定李世民的戰功之時，也必須肯定李淵的戰略家作用。
開創大唐基業，毫無疑問是李世民居功至偉。高祖是一心要立世民為太子的。由於李世民的執意謙讓，使得李建成以年長而得以冊立為太子，這就是事情的起因。當時的李世民，缺乏政治遠見。沒有從天下、社稷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犯了慕虛譽、強矯飾和盲從迂儒之論的錯誤。而此時的高祖，雖然隱約地有所預感事情的不妥，但他卻順從了李世民的意見，冊立了建成為太子。高祖犯了沒有堅持己見的錯誤。李建成對僅以年長而得冊立他為太子，並沒有進行絲毫的謙讓。他犯了沒有自知之明而坐貪天功的大錯。李元吉按道理說他應該是一個局外之人，然而，由於他生性貪殘，暗蓄狼子野心，他也想坐享天功而暗懷篡逆之心。因此，一場大義滅親（有些人說是推刃同氣）的驚天之變就在所難免了。
當李世民已經是功蓋宇內、天下歸心之時，建成唯以年長而居於東宮之位，內心的不能自安，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時的李建成，其實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應天順人，將儲君的位置讓給李世民，自己歸隱，則可以坐享厚祿，使子孫安樂。這樣既有利於天下社稷與百姓生靈，也有利於他自身。然而，由於他的貪婪與不自知，再加上李元吉從傍挑唆慫恿，設計奸謀。使得李建成走上了一條逆天悖理、不可自拔的路。他們一心隻想加害與除掉那位具有雄韜偉略而且是曆經艱險打下了江山的李世民，然後由他們來坐享其成。因為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一定要置李世民於死地而後快、後安的。無論是從天下社稷還是從自身的角度來考慮，唐太宗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采取果斷措施而鏟除奸凶（即殺掉李建成與李元吉）。除此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可供唐太宗來選擇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不妨來設想一下：假如李世民束手就死，那麼，剛剛開創的大唐基業勢必在建成與元吉的爭鬥中趨於瓦解；剛剛得到統一與安定的天下又勢必大亂；剛剛結束了戰亂的天下蒼生又勢必重陷水火。如果此時的李世民如要一意的迂腐而慕虛名，逃跑到一個人們找不到的地方去隱居起來，從而導致了大唐基業瓦解，又引發天下大亂、生靈塗炭，那他即使有可能被後世稱為聖人，那他也將是曆史的罪人。假如李世民能夠成功地逃跑並隱居，但是，當他看到了李元吉弑父弑兄，暴鴆萬物、殘害生靈的時候，難道他能夠容忍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他難道可以不走出山來、重集舊部進行誅惡伐暴嗎？這與他那濟世安民的抱負是顯然不相符合的。這也不是李世民的性格。所以說，當時的李世民隻有棄私家之小義、全天下之大義這一條路可走。
對於自己幾個兒子之間的矛盾的發展與演變情況，高祖可以說是洞若觀火，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卻無法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動。他不能去殺掉李建成與李元吉，他更不能去殺掉李世民。人都有弱點，唐高祖時刻都在用“虎毒不食子”這句話提醒自己。雖然他一貫就不太喜歡李建成與李元吉，但他也不忍心在他們的罪惡尚未全部彰顯、還沒有到非殺不可的地步時就殺了他們。高祖一貫是很喜歡和非常看重李世民的。李世民一直都執掌著國家的軍政大權，也一直都掌握著長安京師的警備重責。雖然在武德後期，有很多人（主要是李元吉以及還有幾個不懂事的妃嬪）在唐高祖的耳邊說了很多李世民的壞話，因而使得唐高祖對李世民也產生了一些誤解與錯覺。但是，從高祖依然沒有削弱李世民的權力這一點上看，可以說明高祖始終還是信任李世民的。在武德七年，李建成與慶州刺史楊文幹勾結，進行裏應外合，企圖發動政變。當事情敗露後，唐高祖將李建成拘禁起來。唐高祖認為，這次事件聯係著太子建成，影響麵大，將會是非常的嚴重，而且會很難得到控製。因此，他要李世民親自帶兵去平定楊文幹。等事情平息後，要貶李建成為蜀王，立世民為太子。誰知，李世民的號令一出，軍馬一動。楊文幹就被他的部屬殺掉而傳首京師了。一場在唐高祖看來會是非常嚴重的叛亂事件卻聞風而定。唐高祖此時便改變了想法，他把整個事情進行了冷處理。他既沒有處分建成，也沒有廢立太子。因為他從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於曆史的原因而形成了李世民威震宇內、天下歸心的現實。也看到了李建成雖然位尊，但卻是處於非常弱小與毫無作為的境地。他知道這也就是矛盾的焦點所在。唐高祖很清楚：李世民如要收拾建成，有如拾地芥一般的容易。而李建成就根本無力與李世民抗衡。他知道，這種形勢是在開創大唐的曆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不是任何人所能輕易改變得了的。否則，就會天下大亂。李建成之所以會作出狂逆悖理的舉動，也是由於內心的不得自安所致。他知道：李世民始終是不會、也不應該臣服於李建成。
而李建成由於已經被立為太子多年，也是不會肯臣服於李世民的，否則，他早就已經自動的讓出了太子的位置。既然如此，如果再把李建成封到蜀地，給了他地盤與力量，那他立刻就會在劍南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樹起反旗以至於對抗。如果這樣做了的話，那麼，一場伐蜀平叛的局部戰爭勢必就要立即展開。即使不立即展開，今後也將必然要發生。雖然以李世民的力量，伐蜀平叛不會是很艱難，但對於天下蒼生社稷不能說不是一場災難。而且是時間越往後推，戰爭的規模就肯定會越大。這就是唐高祖之所以會改變主意，把事情進行冷處理的真正原因。唐高祖雖然表麵上顯得好像若無其事，其實他時刻都在苦苦地尋找著解決這一重大危機的良策。後來唐高祖又想讓李世民前往東都洛陽，要他在那裏建天子旌旗。打算將太行山以東，全部劃歸李世民統治。這也就是要把一個國家分成東西兩個國家。但唐高祖隨即就又改變了主意，沒有將這個舉措詔令頒行。唐高祖之所以改變主意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李元吉對他說了李世民和他的部下們聽說要到洛陽去都很高興後才改變主意的。李世民和他的部下們都不願意在京城長安受李建成與李元吉之流的讒言毀害與羈釁，都很樂意到東都洛陽去，這一點難道高祖不知？高祖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他想到了如果這樣做的話，在他去世後，天下就勢必會有一場超大規模的東西內戰。這場內戰的規模，要遠比伐蜀平叛之役險惡激烈許多。若如此，這個剛剛經受了了大規模的內戰之苦的國家，勢必又要烽煙再起、生靈塗炭。因此他再一次地又對事情進行了冷處理。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高祖那種高超的政治智慧與政治遠見。也正是由於高祖采取了這種博大精深的“無為”措施，才使得這場驚天動地的政治危機能以玄武門之變的方式徹底解決。對於一場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機，這種解決方式所付出的代價，雖然對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以及唐高祖的這個家庭來說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對國家、對人民來說，損失最小的。這不能不說是高祖的政治智慧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李淵在政治、軍事、戰略上是位很有才能的封建帝王，但是當政治鬥爭涉及到他的家庭成員之時，他就顯得縮手縮腳了。
玄武門事變是李淵一生最大的失敗，這次失敗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
但是無論他怎樣選擇，他都是個失敗者，隻是失敗的程度可能有些不同罷了。試想，在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兩大陣營之間，李淵支持誰才算得上合適？都不合適。因為李建成是既定太子，而且他也並不是像史冊中某些記載所說的那樣荒淫、無能，相反他是個相當寬容而且也頗有才能的人，如果他當上唐朝皇帝，很難說他不會也創造出“某某之治”的政績；而李世民，確實頗具戰功和才能，他要求取得皇位繼承權也有一定的理由。所以，李淵支持哪一方都不合適。
不過，從嚴格意義上講，李淵是支持李建成的，即他不許李世民問鼎太子之位，但李淵的支持是有限的，即他不許李建成殺掉李世民。
所以，從實際效果上說，李淵又對誰也沒支持，因為他壓製鬥爭的做法並沒有解決任何矛盾，而且他也沒有采取任何防止鬥爭激化的有效措施。但是他又能采取什麼有效措施呢？真正有效的辦法隻能導致矛盾雙方中一方的毀滅，因為曆來皇位之爭都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一方妥協，也不能避免滅亡的命運。
所以李淵不作什麼抉擇是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的。或許他認為，與其自己製造悲哀，還不如讓悲哀自己到來吧！
玄武門的悲哀確實吞沒了唐朝這位傑出的開國君主。但正是這些，使我們看到了唐高祖李淵那深厚的道家文化功底。他借兵突厥與推獎李密的謀略，都是基於道家的貴柔思想。他在處理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矛盾時所使用的策略，就是采用了那種順其自然的無為理念。由此而使得這些舉措都在客觀上收到了最完美的結果。也正是由於受到了唐高祖那種崇尚道家文化的啟迪，再加上唐太宗又對儒家文化進行了大力地弘揚，使得儒、道兩家文化的優秀思想在大唐王朝的前期得到了最完美的結合。以此為動力的中華民族，在這一期間不但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大唐盛世，同時也為人類文明的升華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一歲
生於長安
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七歲
襲爵唐國公。
開皇、仁壽年間（公元581—604年）十六至三十九歲
補千牛備身，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
大業初年（公元605—612年）四十至四十七歲
為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征為殿內少監。
大業七年（公元611年）四十六歲
二月隋煬帝征各地兵會於涿郡，準備攻高麗。
七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30餘郡，民相賣為奴婢。
十二月山東鄒平人王薄起義，各地農民紛紛響應。竇建德、劉霸道、張金稱、高士達等起義。
大業八年（公元612）四十七歲
正月隋煬帝率水陸大軍攻高麗。
六月隋將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
七月隋擊軍宇文述等部於高麗境內大敗而還。
是年大旱疾，山東尤甚。
大業九年（公元613年）四十八歲
正月任衛尉少卿。隋煬帝集兵於涿郡。
二月隋煬帝再次率軍攻高麗。負責督運於懷遠鎮。
三月濟陰孟海公起義。孟讓、孫宣雅等起義。
六月隋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圍攻洛陽。
七月餘杭劉元進起兵以應楊玄感。
八月代為弘化郡留守，統領關右十三郡兵馬。楊玄感敗死。
九月東海彭孝才、濟陰吳海流起義，東陽李三兒等起義。
是年杜伏威、輔公祜據江淮起義。
大業十年（公元614年）四十九歲
二月隋煬帝第三次攻高麗。扶風唐弼起義。
四月鼓城張大虎起義。
八月隋煬帝自懷遠鎮班師。
十二月以張須陀為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
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五十歲
二月上穀王須拔、魏刀兒起義。
四月任山西、河東扶慰大使，負責鎮壓河東一帶的農民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