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是中國曆史上一位受到上天特別眷顧的人。他出生在一個非常顯赫的家庭。七世祖是五胡十六國之一涼國的武昭王。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國之一，封為隴西公。他的父親承襲公爵。他母親是中國曆史上最高貴顯赫的獨孤氏三姊妹中的獨孤二姐。楊堅用權術謀奪了後周的天下，改國號為隋。獨孤三妹是隋文帝楊堅的元後，位尊權重。李淵承祖上餘緒，封為唐公。他不但有這樣優越的社會政治背景，而且他又具有比較強的行政才能與軍事才能。因此他能夠出為八使，入典六屯。更為難得的是他有一位高貴而優秀的原配夫人，那就是後來被追封為太穆皇後的竇氏。太穆皇後給高祖生下了李世民這樣的兒子和李三娘這樣的女兒。（當然也給李世民留下了像李元吉那樣奸凶殘暴的弟弟與才德平庸的李建成哥哥）。太穆皇後去世後，高祖於是又續娶了當朝宰相之女，也就是後來的宇文昭儀。青壯年時期的唐高祖李淵，正是處在隋文帝的開皇時代。這一時期也正是隋朝政治上比較開明的鼎盛時期。此時的李淵可以說是一帆風順、春風得意。
到了大業年間，隋煬帝一反開皇之政，他窮奢極欲，至使宵小之徒日進。很快就導致了朝政混亂、吏治腐敗。他貪圖浮華、仰慕虛榮，累興大役。不但到處大造行宮，而且盲目地舉傾國之力去強征高麗並遭到慘敗。至使兵困民苦、生靈塗炭。終於導致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李淵此時留守太原，外禦突厥、內楫盜賊。他身為並州的最高軍政長官，而又深得海內人望。當此之時，他那位胸懷大誌、腹有韜略、年輕有為的二郎李世民在太原看到隋朝政權的大勢已去，於是就向他父親建議：起義太原，西取長安，據關中以號令天下。唐高祖同意了唐太宗的建議。於是，通過了一番周密的籌劃後，在太原舉樹起了義旗，揮師直指關中長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圓滿地實現了第一階段的戰略目標。攻取了當時的都城長安，並擁有了雍、並二州的地盤，占據了可以號召天下的形勝之地。為建立統一、強盛的大唐帝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接著，又乘著中原、山東正處在幾股軍閥勢力的混戰與膠著狀態的機會，以李世民為統帥的唐軍，很快就消滅了盤踞在隴右的薛仁杲和西涼的李軌以及雲、代地區的劉武周這些軍閥勢力，統一了大西北。又圓滿地實現了第二階段的戰略目標。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又揮師向東，一舉殲滅了王世充與竇建德這兩股最大的軍閥勢力，統一了河洛、山東與河北這些最重要的中心地區。又圓滿地實現了第三階段的戰略目標。武德四年，唐高祖又重用具有極高軍事才能的李靖為行軍總管，主管軍事，與趙郡王李孝恭一起兵出夔州，平定了江南的軍閥肖銑等割據勢力。接著李靖又循定了嶺南。於是第四階段的戰略目標又得到了圓滿的實現。天下都已基本上統一到了大唐的版圖之中。至此，一場隋朝末年的大混戰基本結束，古老而又多災多難的神州大地迎來了和平與安定的時代。
在起兵太原、剿滅群雄、建立大唐、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由於唐太宗擁有前無古人的赫赫武功，又因為唐太宗更是創建了後無來者的輝煌文治。因此，後來的人們（包括曆史學家們）把建立大唐帝國的曆史功績幾乎全部歸到了唐太宗的頭上。也把某些在曆史的進程中在所難免的錯誤記到了唐高祖的頭上。因此，曆史的視角對唐高祖多有忽略。
縱觀曆史上的唐高祖，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務實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許多獨到長處，為曆史上其他的政治家們所望塵莫及。
在起義太原的當時，北方的突厥十分的強大。而並州的北部又都是突厥的勢力範圍。為了免除太原的後顧之憂，為了使突厥的力量不為他人所用而與己為敵，因此高祖派劉文靜出使突厥，卑詞求和並要求借兵借馬，以為聲援。他明確地交待劉文靜：借兵隻是象征性的借兵，越少越好。他說：“胡人進入漢人的地方，是老百姓的大害。他們現在的勢力又比較強大，如果兵來得多了，我們就無法製止他們搶掠奸殺、禍害百姓。如果隻有少量的兵，我們就可以製止他們為非作歹。”後來突厥隻派了六百名兵士前來，卻借給了唐軍兩千匹戰馬。唐高祖對此次借兵突厥而兵少馬多的狀況簡直是大喜過望。從這一點上看，就足以顯示出高祖那種務實政治家的胸懷與謀略。
唐高祖為了尋求盟友，所以致書信於魏公李密。當時，李密的勢力很強大。他正在河洛一帶與王世充進行戰略決戰，雖然戰況膠著，但李密卻處於優勢狀態。李密回書，有妄自尊大的傲氣。此時，高祖複書信於李密，用卑詞推獎，以驕李密之心。並讓李密為唐軍塞成皋之道，阻東都之兵。結果是使自己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很順利地奪取了長安，占領了關中形勝之地。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唐高祖那種廣闊的政治視野與高深的軍事謀略。
唐高祖李淵為人寬弘大度、豁達開朗而且平易近人。他從來就不矯飾、不掩過，不搞繁文偽飾，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一套。所以他從來就不會去陽奉陰違或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他即使犯錯誤，也都是很光明磊落地去犯。這一性格，在曆史上的所有政治家中，找不出第二人。在那時，有很多由隋室中過來的那種才勝德的人物，他們之所以在武德年間願意為大唐盡心效力，並做出了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唐高祖的愛戴；他們之所以在貞觀時代也能夠為國盡力並做出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唐太宗的敬畏。
太穆皇後生了四男（建成、世民、元吉與玄霸）一女（李三娘）。玄霸早亡。建成雖然居長，但才德平庸，而且好酒色、喜遊獵、不務正業。元吉這個人，不但殘暴奸惡，而且多有過失。按道理，他早就該殺。隻是因為高祖有點過於偏私自己的兒子，所以才沒有依法嚴懲他。李三娘是女中豪傑，她在關中為了響應父親和兄長在太原的起義，首創了中國曆史上的娘子軍。大唐帝國的開創，李三娘是有一份功勞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不屑於過那種公子少爺的生活。他才十幾歲時就投身到軍旅之中進行曆練。他十六歲在雲定興的部隊裏工作時，就曾經以五萬兵馬，用晝趨夜遁、四麵聲張的疑兵之計，嚇走了突厥的四十萬大軍，解了隋煬帝被困雁門之圍。在他十八歲的那年，協助父親在並州緝盜剿匪。有一次，唐高祖帶兵在呂梁山區剿匪，結果陷入了數萬賊匪的重重包圍。李世民帶著一千多名訓練有素的兵士，幾度突入重圍，解救出了高祖和所有的官兵。太原起義，是李世民首建。剿滅群雄、統一天下的曆次重大戰役，除了平定江南之役是由李靖所指揮的外，其他所有的各大戰役，幾乎全部都是由李世民親自指揮的。也因此有很多人都說唐太宗是大唐帝國的實際開創者。
唐武德九年所發生的玄武門事變，不但是唐朝曆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乃至中華民族曆史上的一件大事。釀成這次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是李建成與李世民，其次的責任人是李元吉。當然作為父親與君主的唐高祖雖然也犯下了在冊立太子時沒有堅持己見的錯誤，但是，最後使這一驚天動地的大事件，能以最小的代價得到平息，並順利地完成了最理想的權力交接，從中我們應該看到唐高祖那種超凡的政治視野與政治智慧。
李淵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他不僅在隋末朝廷的險惡環境裏得以保存性命，而且受到隋煬帝的重用，把持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太原郡，最終憑借這塊方寸之地大舉反旗，建立唐朝，統一中國。他不僅能巧妙地把握天時和地利，而且能實施開明的政策，創造人和。這豈是一個遲鈍的庸人所能做到的？
李淵在隋朝做官時，就素有不凡的誌向，廣交豪傑，因此受到表兄弟隋煬帝的猜忌。隋煬帝殺掉他所猜忌的人已不是一次兩次的事了，而且他連自己的父親都可以殺掉，那麼一個表兄弟在他眼中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而李淵屢受猜忌，卻能迅速采取應變措施，酗酒納賄以自晦，每次都躲過了禍事，而且權柄日重，得以據守戰略重地太原。
隋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群雄割據，這些豪強勢力及農民起義的領袖紛紛稱孤道寡，李淵注視著這些浮躁的圖霸梟雄，並不急於追隨這股浪潮。他知道，隋朝雖然內亂頻起，但由於根基強固，還保持著相當的實力，如果自己不能耐心等待反隋勢力與隋朝以及反隋勢力之間繼續廝殺，而盲目地加入進去，必然遭到隋朝尚盛的力量和反隋勢力的雙重攻擊，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李淵當時不僅不急於起兵，反而幫著隋朝消滅起義軍。他繼續以效忠隋朝的姿態保持著安全處境——這種處境對於他養精蓄銳，做好起兵準備是極其重要的。非但如此，李淵消滅農民起義軍，並不是單純地毀滅他們，而是盡量招撫他們，收為己用——其用意相當明顯：借機招兵收馬。
當然，李淵鎮壓農民起義，同其他鎮壓農民起義的人一樣，經常受到批評。確實，這些鎮壓行為對曆史進程是有阻礙作用的。但這種阻礙作用是客觀的，並不是行為人主觀上所能意識得到的。而且，既然有不同的立場，就必然有不同的觀念和行為。李淵作為一個封建貴族，當然不會為平民大眾服務，這是他的客觀社會地位所決定了的。所以，對李淵鎮壓農民起義的行為，不能說李淵在主觀上是如何的惡毒、如何的陰險——因為他在做自己認為正確而且應該做的事——而隻能從曆史效果上給予客觀、公允的批判。
李淵雖然痛恨農民起義，但是他明白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因此他在需要增加自身力量時，卻能容忍他眼中的農民“逆賊”，盡量把他們招收到自己的統率之下。這雖然說明他利用農民起義力量的做法是何等的狡猾，但也同時反映了他作為一位出色政治家的長遠眼光。這不是一般單以好惡行事的普通人所能比擬的。
在起兵時機成熟時，李淵終於樹起了他的大旗。但是，頗能引人思索的是，他沒有像其他起義、割據勢力那樣公開打出反隋的大旗，更沒有立即稱孤道寡。他獨樹一幟，表示要立隋代王楊侑為帝，繼續忠於隋朝。
李淵的這一奇招與一般的圖霸創業者不同。其他反隋領袖一起兵就公開打出反隋的大旗，甚至立即稱王稱霸，形式上確實顯得轟轟烈烈，雄心勃勃，但為了支撐那柄耀眼的大旗，這些反隋勢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隋朝尚存的強大勢力傾巢而出，全力打擊這些膽大包天的逆賊，欲圖把他們弄成肉醬骨粉而後快。可想而知，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暴力衝突會多麼劇烈。非但如此，那些稱王稱霸的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表現出一種兼並性，因此他們又遭到其他反隋勢力的反抗或打擊，其創業的難度又大大增加。
與這些浮躁的梟雄不同，李淵在起兵圖謀天下時依然保持著韜光養晦的低姿態，表示自己興的是挽救隋室於危亡之地的“義軍”，而不是圖謀自己的不軌之業。這樣做，好處可就多了：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忠臣”，以博取多數講究忠孝節義的地主、士族的同情和支持；還可以部分化解盤踞長安的隋朝宗室的抗拒情緒；還可以盡量避免加入其他反隋勢力的相互攻殺。
總之，李淵舉起“忠於隋朝”的所謂義旗，獲得了名義上的正義，又避免了與其他反隋勢力混雜而失去其引人注目的特殊性，又盡量防止成為眾矢之的。
這難道是一個無能的人所能想到並實施的高妙策略？
太原起兵之後，李淵推行與隋煬帝時期截然相反的政策，開倉放糧，賑濟貧民，行軍到處，秋毫無犯；而且李淵在進軍關中的途中，大量賜封平民以官爵。這些措施在苛政酷令的隋朝是非常寬容的，它所造成的巨大反差為李淵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和支持，使李淵的力量迅速增強。
這同樣隻能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所能實施的英明政策。
李淵還是個務實的政治家。他為了實現統治中國的宏偉目標，可以放棄被很多人視為比生命還寶貴的尊嚴，北事突厥而稱臣，東麵又屈意尊奉李密為“義軍”盟主，結果化解了兩股強大的敵對勢力，使進取長安的計劃得以順利實施，進而占據關中，擴張的利箭向四周輻射。能像李淵這樣精明的人在當時能有多少？
李淵還是個能大膽使用各種人才的人。李靖原是隋朝的馬邑郡丞，當他發現李淵有起兵圖謀天下的異動時，立即前往江都，結果到長安時，因為交通不暢而滯留不前。李淵攻克長安後，要殺李靖，由於李世民等人的勸說，李淵也覺得李靖是個有用的人才，於是放了他，讓他在李世民手下做事，後來李靖在征服長江流域和嶺南地區的戰爭中屢立偉功，受到李淵的讚賞和重用。李淵對待李靖雖然不及對待寵臣如裴寂那樣好，但能做到既往不咎而且加以重用，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這完全不是那種鼠目寸光，斤斤計較於個人恩怨的低能統治者所能企及的。
李淵還廣泛重用前朝隋朝的大臣官員，如李綱、蕭瑀、裴矩等都是隋朝大臣、李淵卻能重用不疑，說明他有容人的胸襟。
此外，李淵還以優厚的政策收羅其他割據勢力的重要將領，其中最突出的是徐世責力。徐世責力本是李密手下的重要將領，因為李密歸降唐朝，也跟著歸附了唐，被李淵賜姓為李。當李密被殺之後，李淵特別寫信去給徐世責力勳說明事情的根由，並允許徐世責力按照安葬君主的禮節安葬李密。這種胸襟在禮教森嚴的封建中國是非常少的，僅從此事就可以看出，李淵確實是一個非凡的政治家。
李淵是從隋末農民戰爭的風雨中發家的，對隋煬帝那種不依法令，按一時的喜惡行事的惡劣作法，他是有親身體會的。因此，他對自己的施政行為頗為小心在意，盡量避免重蹈自己表兄弟隋煬帝那種複轍。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有些人犯了法但不夠判死罪，李淵特別下令把這些人殺掉。監察禦史李素立馬上規諫道：“法律，是王者和天下百姓共同遵守的；法一動搖，人們就會手足無措。陛下才開創了大業，怎麼可棄法律於不顧！臣下我愧為司法官員，不敢接受詔命。”
李淵立即醒悟了過來，改令處理那些犯人。從此，李素立受到特別的寵遇，李淵命令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而負責部門打算讓他作雍州司戶，李淵說：“這個職位雖屬樞要，但不清貴。”又改命李素立為秘書郎，李淵又不滿意：“這個職位清貴，但不掌樞要。”於是最後提升李素立為侍禦史。
孫伏伽也曾向李淵建議：“以前由於天下未平，需要隨機動用個人權威；如今四方平定，應該製定律令使大家共同遵守。不過，法律，是陛下頒布的，陛下也應該遵守，使天下百姓能夠信畏。”
李淵也接受了孫伏伽的建議，並且對他更加重視了。
李淵的這些作法不僅比隋煬帝英明得多，而且比大多數封建帝王都要傑出。李淵遵守自己頒布的法律，形式上好像是皇帝的權威受到了限製，但實質上卻相反，李淵的權威不僅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反而得到了無形的增強。試想，皇帝都能依法辦事，下麵的官吏不會不考慮違法亂紀的後果。各級統治者都依法行事，必定能使封建秩序保持穩定，皇帝的寶座也能穩固。所以，皇帝遵守自己製定的法律，對他自己其實是非常有利的——曆史上成功帝王的事例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了這個真理，但就是有那麼多帝王不能這樣辦，朝令夕改，甚至連個令也沒有而全憑一時喜惡行事，這樣的帝王當然江山不長久。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李淵對他的法律也不是能夠完全遵守的。
李元吉鎮守並州時，殘害百姓，做惡多端，李淵隻是做個樣子，二月免了李元吉的官，三月又讓他官複原職。
當劉武周兵臨並州城下時，李元吉欺騙部下，臨陣脫逃，致使河東幾乎全喪失在劉武周手中。李淵對此事雖作過追究，但追究的對象卻是沒有任何決策權的宇文歆。由於李綱仗義直言，宇文歆僥幸活命。而李元吉也沒有受到任何追究。
李淵的寵臣裴寂出征劉武周，幾乎全軍覆沒。李淵對裴寂也沒有任何懲罰，反而加倍撫慰，讓他重新率軍征討劉武周。
而劉文靜、李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劉文靜因為高墌戰役值得爭議的失敗責任而被李淵罷官除名，後來雖然被重新啟用為民部尚書，但不久卻由於沒有絲毫證據的所謂謀反罪而被李淵殺掉了。李靖征討蕭銑時，僅僅因為進軍受阻而差點被李淵殺掉，如果不是許紹為他求情，李靖隻怕早已魂歸西天。
由此可見，李淵並不能完全做到嚴格依法辦事，他在處理政事時，依然存在著強烈的偏袒和個人喜惡情緒。但是這幾乎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的，能在公事中不摻雜任何個人感情因素的不是聖人就是冷血，而李淵兩者都不是。
不過，即使如此，李淵同其他為所欲為的君王比起來，已經算得上是個很理性、很公正的人了。
李淵作為一個創業的政治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保持了勤儉之風的。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那些實現改朝換代的統治集團，在創業過程中，為了爭取民心、保持內部凝聚力和進取心，通常都能夠製定、實施防止腐化墮落的政策，所以他們還能保持虎虎生氣。但是，當這些人取得政權之後，便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了。於是他們開始逐漸講究吃喝玩樂，最後發展成驕奢淫逸，極端反動，以致於滅國亡族。
李淵統治集團也不例外，正按著這條規律發展。
唐萬年縣（今陝西省長安縣）法曹孫伏伽注意到唐朝統治集團的這種發展趨勢，於李淵稱帝的第二個月，即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上表李淵，指出了存在的危險。
孫伏伽說：隋朝因為不願聽到批評而喪失了天下。陛下興起於晉陽，遠兵響應，不到一年就登上了帝位，隻知道得天下容易，而不知隋朝失天下也不難。臣下我以為應當改變隋朝的作法，盡量了解下麵的情況。人君的言行舉止，不能不審慎。
“我見陛下剛即位，立即就有人敬獻鷂雛。玩鷂雛是少年人的事，哪裏是聖主所需要的！還有，樂舞雜技是亡國之音。最近太常寺在民間借了五百多套婦女裙子短衣，充作歌妓之衣，打算在五月五日於玄武門演戲，這可不是子孫後代可以效法的好事！諸如此類，應當全部廢止。”
很顯然，李淵剛即位，就開始大辦遊樂之事，事情一開了頭，就很難遏止住，長此以往，唐朝必將成為亡隋之續。所以孫伏伽才會著急地提醒李淵以隋朝為誡。
此外，為了禁絕淫逸之風腐蝕唐朝最高統治階層，孫伏伽建議：“好的與不好的習慣，每天接觸一點，很容易改變人的性情。因此皇太子、諸王身邊的官吏，應當是經過審慎挑選的合適人選；那種門風不正，為人曆來沒有德行，專好奢侈靡爛、酷嗜樂舞遊獵的人，都不能讓他們接近皇太子、諸王。從古到今，骨肉不和乃致分離，甚至敗家亡國，沒有不是由於身邊親近的人離間而造成的。望陛下慎重對待這樣的事。”
孫伏伽的見地還是頗為深刻的，他看出了環境因素對人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很大程度上確是不爭的真理。
李淵讀了孫伏伽飽含見地的上表，龍心大悅，特別下詔表示獎勵，提升孫伏伽為治書侍禦史，賜帛三百匹，並將獎勵的決定公布轄區各處。
對孫伏伽的意見表示認可和獎勵，表明李淵能夠采納正確意見，以隋為鑒，防止窮奢極欲。其目的當然是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但如果每一個帝王都這樣，雖然主觀上是為自己，但在客觀上確實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所以，李淵的納諫之舉是值得讚揚的。
此外，李淵作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還是有相當寬廣的胸襟的。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已兵敗投降的王世充的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盧行褒，右仆射蘇世長獻襄州，歸降李淵。
李淵以前和豆盧行褒、蘇世長都有交情，曾多次寫信招降他們，豆盧行褒總是殺了李淵的使者。他們到了長安後，李淵對他們很生氣，殺了豆盧行褒，並責怪蘇世長不聽自己的話。
蘇世長反駁說：“隋朝喪失了政權，天下人都在追逐它。陛下既然已經得到了統治大權，怎麼能再怨恨同您一起追逐的人，還要定他們爭權的罪呢？”
李淵一想，很有道理呀！於是笑了，釋放了蘇世長，任命他為諫議大夫。由此看出，李淵有時也不是個蠻不講理的人。不過，李淵對蘇世長這麼寬容，也不能不說是由於蘇世長並不是割據政權主謀的緣故。薛仁果、竇建德、蕭銑，或許還應該包括王世充、杜伏威，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