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還經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視察，勸課農桑，向使臣講述勸農的意義，指出“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穀不登，恐由朕不躬親所致也。”他還要求勸農的使臣到達各州縣時，不要講排場，走形式，要講求實效，不許名為勸農而實則增加農民的負擔。有的地方官員為貫徹唐太宗勸課農桑的方針，還采取懲戒怠惰、務使遊民歸於農耕的措施。貞觀二年，竇軌出任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軌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貞觀十六年，唐太宗曾對侍臣說：“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為落實勸課農桑，唐太宗強調“不違農時”的重要，認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據《貞觀政要·務農》記載，有關官員上書說：“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唐太宗認為二月正值春耕即將開始之時，擔心此時為太子舉行加冠典禮，“恐妨農事，今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上奏說，按照陰陽學家的理論，太子的典禮“用二月為勝”，唐太宗駁斥說：“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韋占，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太子的加冠典禮，可以說是大事；選擇在吉時舉行，也是理所當然。然而，當典禮與農時發生衝突時，唐太宗以“恐妨農時”為由，將冠禮“改用十月”，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唐太宗喜好狩獵，但他即位後的狩獵活動，大都在十月至臘月進行，即是在農閑時期，基本上沒有違背周代“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古製。
唐太宗還用法律的手段來保證不違農時原則的落實。《唐律疏議·擅興律》說：“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又說：“非法興造，謂法令無文。雖則有文，非時興造亦是。若作池亭賓館之屬及雜徭役，謂非時科喚丁夫，驅使十庸以上，坐贓論。”“非時興造”即指在農忙季節大興土木或征發徭役。《擅興律》以法律的手段來保障不違農時原則的落實，並規定如有地方官員敢於在春、夏、秋農忙季節擅自征發徭役十庸（折絹三十尺）以上者，按貪贓罪依法論處。對在農忙季節擅自征發徭役、強奪農時的官員依法論處，這在中國封建時代是前所未見的事，它體現了唐太宗對勸課農桑與不違農時的重視。唐承隋末喪亂和農民大起義，出現大片無主荒地，戶口流散嚴重。這不僅關係著經濟的複蘇，也直接影響到朝廷賦役的征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唐初統治集團在過去的基礎上繼續推行均田製度。
唐太宗即位後，為加速經濟恢複，積極促進均田製的施行，史載長孫順德任澤州刺史時，追查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田數十頃，受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可見，太宗時期均田製不僅確實實行過，而且對阻礙均田的勢力打擊較力。因而均田不僅在關中，並且在關中以外的地區推行得也相當廣泛。敦煌及吐魯番出土的與均田製有關的文書，有力地證明唐代均田製並非空文。這些資料在時間上雖在唐太宗以後，但均田製在唐初即已實行，後期資料的發現，證明均田製在唐初即已據北魏中期以來的均田製而繼續推行。如大曆四年（公元769年）沙州敦煌縣戶籍中所載索思禮，一戶共三口，戶主索思禮，六十五歲，屬於“老男”戶主，他有一係列勳官、職事官、散官的銜頭，其銜頭是“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衛靈州武略府別將、上柱國”。他的兒子索遊鸞，屬於“丁男”，銜頭是“丹州通化府折衝”。思禮妻汜氏已故，遊鸞子齊嶽，十二歲，尚是“小口”。這一家的戶等是“下中”，即八等戶，家中無課口，屬於“不課戶”戶籍簿中之記載所以如此詳細，是因為它與均田製的收授事情有關。索思禮是“老男”當戶，應受口分田四十畝；索遊鸞是正丁，應受口分田八十畝，共應受口分田一百二十畝。又，父子二人各應受永業田二十畝，合計四十畝。此外，索思禮七品散官，索遊鸞四品職事官，各應受田三千畝，共六千畝。而他們實受多少呢？計口分田一百六十七畝，溢出了四十七畝之數。永業田四十畝，與應受數額相符。應受宅田三畝，也嚴格符合規定。外“買田”十四畝，也不違背律令。其中隻有勳田僅受了十九畝，尚欠五千九百八十一畝未受。均田製自唐初實施以來，發展到大曆年間，實際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均田登記籍帳時，按這種官僚人家實際頃畝分派數字，有的數字分派得符合規定，有的就不能符合，因為已無田可授，隻能根據實際情況能授多少就算多少。盡管授田數字不足，但通過這一戶籍文書可以看到，均田製肯定是實行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