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唐太宗還十分重視發揮熟悉經史官員的作用。北魏以來，開國君主多為武將出身，朝廷內武官地位也較高。李世民以軍事起家，貞觀初年也是武官多而文官少。王珪針對當時的情況向太宗進言道；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而近代重武輕儒，朝廷所任用大臣，極少經術之士，儒行既虧，風氣也就越來越壞，唐太宗“深然其言”，頗為重視他的意見。自此之後，便積極提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的官員，引置左右，“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鑒前代成敗事”，成為唐太宗終身奉行的三件大事之一，也成為貞觀時期大臣中的一種良好風氣。
總之，偃武修文的思想，在太宗頭腦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在他的詩作中，不時有所反映。“如戢武耀七德，升文輝九功。煙波澄舊碧，塵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劍，關城罷月弓。”有一次太宗大宴群臣，席間奏起《秦王破陣樂》。這是李世民破劉武周時，軍中流行的一首軍樂。太宗聽了雖很自得，但還是覺得這軍樂“非文德之雍容”。封德彝在一旁奉承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當即回答：“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封德彝討了個沒趣，十分難堪。這說明太宗早已對“偃武修文”的政策有所清醒的認識。這首《破陳樂》，後來編成《七德舞》。太宗又親為填“功成慶善樂舞辭”，編成《九功舞》，以象征“文德”，每逢宴會，與《七德舞》一起奏演。魏征為要勸諫太宗偃武修文，每逢演《七德舞》，便“不視”，而當演《九功舞》時，才認真觀看。可見魏征等大臣在促進太宗推行這一政策中，是起過不少作用的。
為能減輕人民的負擔，唐太宗比較注意“戒奢從簡”，節製自己的享受欲望。
唐太宗即位後，住的宮殿還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舊。按照以往的習慣，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興土木，修建新的宮殿，至少也要將舊宮殿修複裝飾一番。唐太宗目睹隋亡的事實，每一想起，便“不敢縱逸”，在貞觀初年一直不許修作。他患有“氣疾”，所住宮殿怕濕夏暑秋涼，易引起舊病複發。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有人奏請“營一閣以居之”。唐太宗說：朕有氣疾，確不宜居潮濕之官。可要是破土興工新建，必然靡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台，因惜十家之產而罷。朕功德不及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臣下固請再三，仍不許。為了減省宮費，唐太宗還下令放出宮女三千人。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社會經濟稍有好轉，唐太宗打算東巡洛陽，便下令修複乾元殿，以供“行幸”之用。張玄素竭力勸阻，言詞激切。他提出當前經濟凋蔽尚未完全複元，若急於修飾乾元殿，“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其做法比隋煬帝還要殘暴。開始，唐太宗聽到這些話頗不舒服，但一提到隋亡的教訓，也就極力克製自己，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群臣的諫阻下，貞觀初年，唐太宗基本上沒有大事興修土木工程。不僅如此，當洛陽遭大水，百姓房屋被衝毀時，唐太宗還下令拆掉洛陽的一些宮殿，將木材分給居民供修房之用，而洛陽宮被大水衝壞的，隻令“少加修繕”，並“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自隋以來，勳戚之家，盛行厚葬，“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窮金玉之飾”浪費極大。唐太宗下令嚴加製止，要州府縣地方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並命“在京五品以上及勳戚家”，遵照執行。後來他仿漢代“豫作山陵”，事先安排自己的陵寢，並親自製定規格，“因山為陵，容棺而已”，以免一旦死後，子孫“倉卒勞費”，另外，他又下令：“自王公己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超越製度者，“宜一切禁斷”，製止貴族官僚們的過度奢侈。有一年，工部尚書段綸帶了一位巧匠楊思齊進宮，欲製造傀儡戲道具，以討好太宗。不料太宗不僅未給獎賞，而且還將他訓了一頓，免去了段綸的官爵。對地方官吏進貢的珍奇寶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擾害百姓。
由於唐太宗比較注意克製個人的生活欲望，同時也以此要求王公大臣，因此在貞觀初年崇尚節儉的大臣也不少，如戶部尚書戴胄“居宅弊陋”，死時甚至“祭享無所”。溫彥博任尚書右仆射，身為宰相，“家貧無正寢，及薨，殯於旁室”。著名的大臣魏征也是“宅內先無正堂”，及患病，太宗前往看視時，才命朝廷為之營造。魏征死時，交待家屬以“布被素褥”埋葬了事。可見貞觀君臣之中，崇尚節儉已初步形成了一種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