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統一戰爭結束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這一期間，唐統治者還無暇顧及恢複經濟、發展生產。因此唐太宗即位時，全國經濟仍凋蔽不堪，各地災害仍頻，社會矛盾尚未緩和，民心還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這個國家，醫治戰爭創傷，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經曆了隋末的動亂和隋王朝的滅亡，特別是隋亡，在他心裏留有深刻的影響。因此他在做皇帝之後，十分重視隋二世而亡和隋末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這件事成為影響唐太宗統治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隋為鑒”是貞觀年間唐太宗與近臣們不絕於口的話題。隋王朝本是一個十分強盛富庶的統一帝國，它儲備的糧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煬帝繼位時，“海內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便分崩離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麼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話來說，一是由於隋煬帝“廣治宮室，以肆行幸”，所造離宮別館，自長安至洛陽，乃至並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無已”。唐軍初平長安，李世民見隋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可見隋煬帝貪心不足，欲壑難填。三是“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總之隋煬帝依仗自己富強，不顧後患，徭役不斷，幹戈不停，使百姓無法生活，激起反抗，終至“身戮國滅”，為天下所笑。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聞，目所見”的親身經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戒。”從隋亡的教訓中，唐太宗深刻地認識到，封建王朝的氣數長短，雖然取決於天命，然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也就是說，王朝的興衰還要取決於國君的好壞。也許是自己為唐二世皇帝的緣故，唐太宗對與隋亡有相同特點的秦亡的曆史也十分感興趣，認為秦雖“平六國，據有四海”，但“恣其奢淫，好行刑罰”，結果也是“二世而滅”。他因此得出結論說：“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
從隋滅亡的教訓出發，唐太宗及其大臣們又進一步認識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青時在民間生活的時間較長，許多大臣參預或經曆了隋末農民大起義，對民間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對人民群眾與國家的利害關係，有可能達到比較客觀認識的程度。如唐太宗說：“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表明，唐太宗君臣對人民群眾的作用有相當進步的認識。這是隋末農民大起義給地主階級的嚴重打擊所產生的結果。
貞觀初年，太宗與大臣們一再討論所謂“君道”的問題，其實質就是解決如何調節統治者與農民百姓間的關係，即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宗對侍臣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貪）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又說：“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因此，他明確指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所謂“存百姓”，就是必須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起碼能夠生存下去，隻有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這就是“民為邦本，本固國寧”。而所謂“正其身”，就是君主必須“抑情損欲，克己自勵”，克製過分的奢侈欲望，不因自己的一時衝動，而損害農時，折騰百姓。
在總結曆史教訓的過程中，唐太宗君臣之間，逐步形成了“清靜無為”的統治思想。唐太宗一再說自己“不敢輕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不失（農）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魏征和王珪等大臣也支持太宗實行“清靜無為”的統治政策，提出：“靜之則安，動之則亂”，“無為而化矣。”“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
唐太宗的“清靜無為”政策，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偃武修文，二是戒奢從簡，三是輕徭薄賦，恢複經濟。
偃武修文，就是及時結束戰事，實行文治，使當政者的注意力及時從軍事鬥爭轉移到治理國家方麵來。戰爭本身必須用軍事手段解決，戰爭的創傷則不能依靠軍事手段來治療了。李世民之所以得天下，主要憑借赫赫武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因此這個轉變對於他來說就更為重要了。
李世民分析唐以前建立新王朝的“撥亂之主”，除東漢光武帝三十三歲以外，其他的都“年逾四十”。而他本人呢，“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因此，感到自己的經驗不夠。為了彌補這一缺陷，除了向大臣請教以外，每天罷朝歸來，就安排一些時間讀書。他讀書的勁頭很足，常常是通宵達旦，手不釋卷。所謂“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暉燈搜五典。”這些是太宗讀書情景的自述。吃罷晚飯便進書房，而一捧起書，一天的勞累都可忘得幹幹淨淨。讀到興頭處，還揮毫賦詩，暢敘心得，他讀的主要是史書，認為“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因而特別重視曆代興亡盛衰的曆史。他曾下令房玄齡、魏征等主持修篡《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和《隋書》。當這些史書修篡完成時，唐太宗十分高興地說：朕觀前代史書，彰善祛惡，足為後世鑒戒。秦始皇奢淫無度，誌存隱惡，焚書坑儒，以封學者之口。而隋煬帝表麵上雖好文儒，實際上卻歧視學者。所以也不好好為前世修史。致使數代史書，幾將泯絕。我跟他們不同，要以前王之得失，為後身之龜鏡。